■外论一瞥

  《经济学家》11月4日社论

  G20：经济危机中的风向标

  G20是全球金融危机中出现的少数赢家之一。G20汇集了来自新兴市场和富裕国家的巨擘，拥有了其他经济俱乐部缺乏的合法性。在危机处于最迷茫的黑暗时刻，从财政刺激的共同确认，到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更多救援，G20产出了令人钦佩的成果。尽管随着经济逐渐恢复，G20已经沉寂了一些时候，但世人对于它能发挥良好作用的乐观想像，还是有实现的可能。

  G20领导人今年六月在多伦多的会面令人失望，它对调节扩大的分歧，特别是在欧洲人和美国人关于短期预算紧缩的价值方面无所作为。这种无力感，为11月11日至12日在韩国首尔举行的下一场聚会增加了风险。如果G20的领导人只是巧用外交辞令，含糊其辞，许多人将开始怀疑聚会是在浪费时间。这很可惜。在韩国富有活力的主席国任职期间，G20在近几周已创下了许多值得尊敬的成就：在整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面出现了一些进展；决定国家势力的配额改革将增加新兴经济的影响力；代表人数超出比例的欧洲国家已放弃两个席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已修订了其着陆方案，以谋求运转良好的国家在遭受打击时，有获得大量现金的途径。

  如果首尔峰会能成为一次成功的峰会，G20领导人必须应用同样的方式——紧急的渐进主义，来应对今天的主要挑战：重新平衡全球需求，减少对债务过多的美国的依赖，增加新兴国家的国内消费。G20不会奇迹般地解决这些紧张对立，但有助于管理控制这些冲突。 （贺艳燕 编译）

  《华尔街日报》11月4日专栏文章

  美联储早偏离了弗里德曼

  美联储计划大举购进长期国债，这个计划的初衷是要向市场砸更多的钱，以刺激经济复苏、减少失业率。上周，包括专栏作家戴维·韦塞尔等都认为，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会赞同目前的通胀计划。我却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

  回顾弗里德曼对于货币政策的态度，没有一个字是暗示通过提高通胀率来达到减少失业率的。

  1979年，弗里德曼曾强调：“失业是一系列治疗通胀的副作用”。因此央行打算通过通胀的办法来“治愈”失业问题，那“将加剧失业问题”。弗里德曼向中央银行传达的主要信息是要保持货币规则的稳定，以维持货币供应增长的不变。当失业率上升至7%时，弗里德曼在1980年7月的文章中提出：“不能使用货币扩张政策来减少失业率”，他提议用稳定增长的规则来达到“美元总体流通水平”。

  但是，美联储则声称有通缩的危险，那只是耸人听闻。上世纪80年代后期，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提醒人们要关注核心的通缩指数，即个人消费支出平减物价指数。自从那以后，美联储就用这一指数来衡量通胀。最近，美联储却转而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来作为衡量通胀标准。

  虽然如此，最近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显示通胀率已接近于每年1.2%。而美联储的说法是希望保持这样的通胀率，每年在1.5%至1.8%之间，不会有通胀的迹象。无疑，新购的长期国债将会使这一情况不堪重负。保罗·沃克尔和阿兰·格林斯潘都致力于恢复上世纪70年代美国大通胀以来美联储所丢失的信誉。而美联储的这一增加通胀计划，无疑将这种信誉置于危险境地，也进一步偏离弗里德曼所主张的政策措施。

  （作者系卡内基梅隆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艾伦·梅尔泽 葛传红 编译）

  《金融时报》11月3日社论

  美国金融改革没有回头路

  由于共和党取得众议院的控制权，作为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坚定支持者，他们行动的第一个目标，可能是对奥巴马总统在7月签署的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动刀。这个法案被茶党和共和党视为权力过大，他们认为这给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等监管机构巨大空间。

  共和党议员斯宾塞·巴彻斯评论说：“该法案偏离了2008年以来银行纾困的方向。”巴彻斯视该法案是联邦政府闯入普通美国人生活的入侵者，因为监管机构将有权扣押或打破他们认为可能存在系统性风险的健康公司。迫于茶党的不断侵扰，法案给了共和党金融改革方面众多选择余地。共和党既可以从根本上重修该法案，也可以要求监管机构审慎实施这部法案。

  但是，重启对于多德-弗兰克法案的讨论，也许会犯两年前总统所犯的同样错误。选民要求政府考虑他们的意见，希望对缺乏信任的银行实施严格监管。前高盛投资公司主席、新泽西州州长乔恩·科齐恩在描述多德-弗兰克法案时说：“在许多人内心深处认为，该法案监管不是太强，也不是太弱，而是恰到好处。”

  不过，共和党不喜欢给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以“清算权力”，让他们来处置像雷曼兄弟、AIG这样大型公司经济瘫痪的案件。他们反对这种过于强硬的权力设计，希望由法庭来解决这种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庞然大物。但是，拆除多德-弗兰克法案本身也许并没有任何效果——因为开弓没有回头箭。共和党不过是希望借此来控制奥巴马政府的权限。（葛传红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