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碍建立合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的，首先是核心霸权国家的道德风险，其次是效率与公平的两难选择。与八国集团相比，二十国集团所代表的人数和经济规模要大很多，而且横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类别，无疑更加“公平”；但经济形势的变动常常要求各国决策者们迅速采取有力行动，而过度追求表面上的“公平”或将损害必需的效率。

  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今天在韩国首尔开幕了。此前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达成了六方面共识，为本届峰会做了重要的政策准备。G20本来就是在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的震撼中为协调主要经济体反危机政策而异军突起的，上述六方面共识就有很大一部分可以归结为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从现代国际金融史上第一次相机抉择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1927年的纽约四国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到G8峰会、G20峰会，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绝非一日之功。对首尔峰会，我们只能抱适度的期待。

  阻碍建立合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的，首先是核心霸权国家的道德风险，从已成众矢之的的美联储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便可见一斑。以至于G20首尔峰会大有成为“十九国集团加一”之势，一大批原本国情和立场迥异的国家在反对美联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上找到了共同点，各国舆论更是口诛笔伐。但美国是一个公开宣称其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的国家，又占据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核心国家的地位，任何经济政策，只要不与别国达成“恐怖平衡”以至于有可能两败俱伤，只要美国统治集团感到在国内政治和国际竞争中有此需要，无论会对他国造成多么巨大冲击，他们都有强烈的内在冲动将其付诸实施。

  共和党赢得了美国中期选举后，白宫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空间将显著缩小，即将成为众议院议长的俄亥俄州共和党众议员博纳高调承诺，将就削减政府开支每周投票一次。部分极端分子甚至宣称，为了压奥巴马在削减政府开支上让步，不排除重演1995年共和党拒绝提高国债上限导致联邦政府关门局面的可能。财政整顿在短期内通常抑制经济增长，假如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成功逼迫奥巴马削减政府开支，那在未来两年内，奥巴马都需要承受整顿财政抑制经济增长的副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考虑联储决策者们已认识到未来两年美国刺激经济将不得不更加倚重货币政策，为了避免输掉两年后的总统大选，本来就因为经济复苏乏力而在中期选举中惨败的奥巴马也势必只有更多地向货币政策寻找出路。

  事实上，第二轮定量宽松将给除美国之外几乎所有国家带来的冲击，恰恰是美国想要的东西。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下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成本、收益分担不对称的特征，又为他们实现这一目标创造了条件。“与一头大象同睡在一张床上很不好受”——早在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中央银行行长埃明格尔便深有感触地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上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兰德尔·海宁也直言，美国常常以美元贬值手段强迫日本、德国被动参与国际货币合作并承受不对称的影响；由于美国自身经济规模大，因此美元贬值或升值对其本国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影响不大，反而对其经济伙伴国影响较大。更重要的是，在经济政策合作博弈中，“先行优势”意味着只要美国率先采取行动而欧洲、日本被动跟随，美国就能靠牺牲跟随者的利益来增加自身福利。由于从次贷危机发展而来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源于美国，因此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美国的软硬实力；特别是在这次危机中表现相对良好、国际经济政治地位相对上升的中国等国家不仅集中于亚洲，而且在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种族构成等方面均是美国的“异类”，美国无法不对实力对比的这种变化态势感到不安，转嫁危机冲击、削弱竞争对手相对实力、遏制新兴大国上升势头，相应也就成了美国追求的目标。

  效率与公平的两难选择，同样妨碍着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与八国集团相比，二十国集团所代表的人数和经济规模要大很多，而且横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类别，毫无疑问更加“公平”；问题是经济形势的变动常常要求各国决策者们迅速采取有力的行动，而过度追求表面上的“公平”或将损害管理全球经济所必需的效率。从欧盟扩大后历次反危机的表现来看，严重损害效率的“公平”，最终必然损害所有参与者的利益。问题由此涌现：二十国集团目前的成员数量是不是在公平和效率之间达成了最优平衡呢？为了更好地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平衡，二十国集团内部需要建立怎样的决策机制？这个集团与八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平台又该如何分工协作？

  由于发达国家的道德风险在这次全球金融经济危机起源、爆发、扩散全程中暴露无遗，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中提高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呼声大为高涨。因应我们综合国力的增长，我们也有同样的要求，而且已取得了某些收获；但真理再向前一步就成谬误，我们同时还需要记住：国内金融体系发达的国家在国际金融事务中拥有较大影响力是合理的，问题是要厘清这种影响力的边界。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上闹得沸沸扬扬的裁判风波应该是个很好的启示。为“公平”起见，国际足联将执法世界杯赛的裁判名额平均分配至各大洲足联，并在比赛中实行洲际地域回避，结果，在世界球迷公认水平最高的欧洲球队比赛时，常常是来自足球小国的裁判执法，争议最大的韩国对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三场比赛，主裁判、边裁均来自厄瓜多尔、埃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国，这些国家的全国人口可能还不如一个欧洲足球大国的铁杆球迷多，国内甚至完全没有正规的联赛。实践是一切认识的源泉。正如球迷们不能想象一个毫无足球运动根底的国家能出现高水平裁判一样，我们也不应指望国内金融体系发育滞后的国家能对现代金融发展方向和国际金融体系的合理结构有深刻认识，更不能指望这样的国家决策者一旦掌握决定国际金融大权时能明智地运用这种权力。随着中国经济日益成熟，我们将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不仅如此，在警惕国际金融体系霸主国道德风险的同时，也不应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道德风险掉以轻心。须知，我国固然是发展中国家，但又是具有巨大增长潜力和勃勃雄心的大国，我国的利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有重叠之处，也有不重叠之处。须知，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竞争之不择手段，往往并不下于霸主国家行使霸权时的一些做法。在国际关系中，只有坚定地、明智地（换言之就是有节制地）贯彻利己主义原则，才是可行之道。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员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