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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低碳商业模式的转变契机
    2010-11-20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徐 瑾
      《五倍级》
      缩减资源消耗,转型绿色经济
      (德)魏伯乐 (澳)哈格罗夫斯基 著
      程一恒 主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10月出版

      ⊙徐 瑾

      

      据说,这是一个后哥本哈根时代,气候政治与低碳经济话语齐飞,也成为地球诸国争夺经济主导权的较量。在哥本哈根会上,温家宝总理承诺,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40%至45%,这对保护资源以及环境是件大好事。然而到了具体落实之时,却往往走样、变味。临近年末,我们屡屡听到为了地方政府达到节能减排刚性目标而“拉闸限电”之类的新闻,企业受苦,居民也不堪其扰。

      低碳经济一词,考量下来,低碳是目标,经济是手段,实践证明,只有最市场化的环境保护方式,才是真正能被推广的方式,在利益团体错综丛生的今天,将对于未来的全部希望单一寄托在人类的善意觉醒之上,并不那么现实。如此,罗马俱乐部的成员、联合国环境署可持续资源利用委员会联合主席魏伯乐教授最新著作《五倍级——缩减资源消耗,转型绿色经济》,便理出了一条新的解决思路。

      所谓“五倍级”,意味着在维持经济增长的格局之下,在继续提高全球人类福利的基础上,以五倍级数提高资源生产率,即将资源消耗减少80%,以此实现世界经济的全面转型。这也是魏伯乐多年前的著作《四倍跃进》的又一次跃进。

      针对资源消耗日渐剧烈的格局,魏伯乐以及他的合作者十多年前拟定了一个“资源消耗减半,人类财富加倍”的目标,也就是从2000年到2050年之间,在实践经济增长翻四倍的同时,资源消耗减一半,要害就在于实现资源生产利用率的四倍提升。然而,十多年过去后,魏伯乐当年的预言部分落空了,甚至他本人也觉得《四倍跃进》中对提高资源生产率效果的看法有点过于天真,其中一大原因在于对于反弹效应始料未及。

      按《四倍跃进》的思路,随着生产力技术的进步,对于资源的生产利用率的技术提升,也会带来新的所谓反弹效应,“提高资源生产率是为了减少资源的消耗,资源生产率的提高却往往导致资源消耗量随之上升,反而增加了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单个汽车的效率改进被更多的汽车拥有者所抵消,建筑效率的改进被更多的住房消费所抵消等等。”

      魏伯乐判断,当前至少有一半左右的技术改进成果会被反弹效应所抵消,即使《五倍级》一书的理念得以实践,反弹效应仍不可避免。解决思路或许在于除了技术导向之外,需要更多外部激励,比如生态税收体制以及消费战略的支持。恰逢全球性金融危机,而魏伯乐认为对金融市场解除管制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环境也一样,“环境同样也需要经济规则,它们可以防止资本流向破坏自然资源而不是保护自然资源的价值创造活动。”以中国为例,多次来到中国的魏伯乐教授就强调,根据能源和水资源生产率的增加幅度,逐步提高能源和水资源的价格做法,平均来说并不会造成每个月的能源和水资源支出的增加,却能不断激励人们更有效率地利用能源和水资源。同时他认为,中国引入这种做法有独特的优势,因为在中国,能源价格由政府决定。

      对于技术进步以及市场化方式的重视,或许正是《五倍级》高出同类型书籍一筹之处。以最容易受到环保主义者攻击的机车为例,对于汽车厂商而言,首先该扪心自问:究竟提供给消费者什么?魏伯乐认为答案很简单,应该是“移动性”。这就引出下一个问题:有没有办法将移动性和减少环境负荷捆绑在一起?那样,只要达到更高的移动性和舒适性的目的,也许可以同时实现更少的汽车需求。比起需要一头栽进堵塞街道的、到处找停车位的、破坏气候的私人轿车,也许快速和舒适的大众交通工具组成“移动联盟”更能分享利润;对于消费来说,如果搭火车(或轻轨、地铁)更快、更便宜、更可靠,就不需要开车了。

      这一切听起来也许有些理想化,但却触及了未来低碳经济商业模式的转变契机:人们需要并不是某项工具,而是这项工具带来的服务,在燃料或者汽车、电子或者白炽灯、铁盒或者铝罐等等物品的背后,其实只是代表了消费者对移动性、能量、光亮度或者食品和饮料的储存力的需求。虽然当前很多绿色行为有营销之嫌,但在下一轮经济转变之处,企业能学会这样的逆向思考,对于抢占先机颇有裨益。如果在开发、构筑和设计之初,就对消费者需求有更深刻考虑,那对于绿色创新与降低成本甚至开创新的商业模式,也有益无害。

      魏伯乐就是这样强调可行性,并提供诸多案例。比如以水泥而言,地质聚合物水泥能够减少80%的能源消耗,同时能避免生产传统波特兰水泥必然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为了让每个企业都可以挖掘适合各个行业的关键因素,《五倍级》梳理了了一些思考问题作为逻辑起点: 目前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方式,是不是唯一可行的?如果真的只有现行方式可行,那么,哪里消耗的能源、水和物质最多?能在此基础上减少消耗,还是以环境较友好的资源取代?如果不是唯一的可能性,那么,有哪个方案既能降低资源消耗,又能减少环境负荷的替代还有利可图?

      四十年前,魏伯乐参与编撰的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敲响了环境与资源的警钟,成为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著作之一,成为可持续发展潮流的重要推动者。也许有人要说,现实情况并未如同预计得那样险恶,但不可否认,正是他们的呼吁,使得人类正视甚至避免了可能的危机。同样,《五倍级》也许不乏片面之处,但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思路。对此,魏伯乐非常坦诚:“我们的目的是唤起希望,但这不可能通过拯救世界的纯理论技术的幻梦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