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最大的银行，这里有最大的油田，这里有最长的铁路，这里有一年几千亿的融资额。而这一切，都从20年前的“老八股”挂牌开始。斗转星移，截至2010年11月18日，上交所上市公司已达889家，市价总值18.09万亿元。也许再也用不了20年，这里就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

  ——上海证券交易所

  这里是全球唯一的一家集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市场于一身的交易平台。2010年初，在美国泛欧证券交易所全球新股筹措资金排名中名列第一。在它的发展原点1990年12月1日，却是一个极度冷清、尴尬的开场，全天只完成5笔交易，共成交了8000股深安达股票。20年后的今天，2010年11月18日，一个平常的交易日，它当天的成交金额即达1052亿元。

  ——深圳证券交易所

  ⊙记者 叶苗 钟文倩

  “上交所的发展没有老师”

  “如今让我们欣慰的是，我们走过来了，我们今天不用再担心意识形态问题，不用担心姓社姓资问题，不用担心做不好被关掉的问题。”2010年10月，已经身为商人的尉文渊在淮海路的办公室里，感叹到当年的“小家底”如今已是成就非凡。“如果在未来的发展中更具智慧，证券市场前进的步伐会更快。”

  把时光倒回1989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遭遇到了外界的质疑，此时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被高层提上了议事日程，具备了极大的政治意义。此时对上证所的建立还完全在上层的酝酿中，而刚从北京调回人行上海分行的尉文渊，还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对自己的影响，他正在忙着做投资者教育和宣传工作。

  此时的上海依旧处在计划经济的社会氛围中，虽然此前在1986年已经发行过“小飞乐”等股票，并且有了一定柜台交易的基础，但说到成立证券交易所，似乎各方面的认识和准备都不大充足。人们对旧中国的证券交易所记忆犹新，投机、贪婪、冒险等意象充斥在回忆中。茅盾的《子夜》、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中的描绘更是令改革者不寒而栗。

  1989年12月，朱镕基（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召开了一次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其中的一个议题就是要不要和如何建立证券交易所。在那次会议上，朱镕基拍板确定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并由李祥瑞（时任交通银行行长）、贺镐圣（时任上海体改办主任）和龚浩成（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建小组”。

  经过筹备小组成员的努力，历时半年的准备工作之后，次年6月，朱镕基出访美国、新加坡和香港，正式宣布上海开发浦东的战略构想，同时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年内开业。

  也就在这个时候，35岁的人行上海分行金管处副处长尉文渊“不甘寂寞”，尽管他也不知道证券交易所的成立究竟意味着什么，但为了赢得一个独立工作的机会，大胆地向领导主动请缨去筹备交易所。直到20年后他才感叹说，如果现在让他选择，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去承担这份工作。

  “因为我年轻，所以就想着有苦活累活让我去干，我想通过这个办法来表现一下自己。我们当时谁也没把这个当成巨大的开创性的工作，领导叫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尉文渊说，直到开始做了之后，才发现事情的艰巨，上市规则、交易规则、清算体系、会员管理，这些都是全新的。

  尉文渊把阚治东和管金生、汤仁荣等召集在一起，请大家帮忙，每家都承担些交易所筹备任务。于是彻夜写规则、培训交易员，几十个人开始发疯一样工作。根据尉文渊的要求，几家证券公司还直接派人参与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

  经过了几个月的忙活，直到11月最后去香港交易所考察，尉文渊才明白自己的工作其实做得还不错。“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的模式是不一样的，没有一种通行模式，我们没有这些历史包袱，是按照理想化的原则来搞的。”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有个特点，就是没有老师，也没有人教得了我们。”尉文渊说，“我们有自己对市场的理解，最了解中国的是我们。”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仪式在黄浦路19号浦江饭店举行。上海市长朱 基庄严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幕”，紧随着他洪亮的宣告，在开市的锣声中，黄菊副市长和龚浩成行长，将披在由市府顾问汪道涵手书的“上海证券交易所”铜牌上的红色绸布揭开，宣布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就此诞生。

  有人回忆当时的场景：477平方米的交易大厅，铺起了猩红色的地毯。46张双人经纪人席位，椭圆形的中介经纪人的席位，排列成一个巨大的凹字形，面对着12.69平方米的大型电子显示屏。当日有30种证券上市，国债5种，企业债券8种，金融债券9种，股票8种。第一天交易，上证所共成交93笔，成交总额1030万元。

  “锣儿无声鼓不敲”

  当上海传出上证所将于1990年12月19日正式开业时，让先前一直在埋头筹办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禹国刚、王健二人有一种难言之涩。和上海方面上下一心的情形相反，禹、王两人在筹办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起了大早、却可能落后”，多么让人心有不甘。于是俩人合计后直接向李灏汇报。

  “深交所成立，离不开市委书记李灏。”

  不仅王健逢人就会重复此话，禹国刚的观点亦是如斯，因为李灏直接催生了深交所——那是在1990年11月22日的市委书记现场办公会上。

  “12月1日开业！”李灏当着深圳市长郑良玉、副市长张鸿义以及人民银行深圳负责人一干人等作出最终决断，“此事今天就拍板定了！以后不再开会研究！”

  “这句话的意义对于深交所开业而言重若千斤，如若没有，按此前相关主管单位的工作风格，深交所12月1日依然将难产。”禹国刚说。

  前不久，老禹和李灏相遇。禹问及李当年缘何有拍板之勇，李灏方才点出了三大玄机。

  “第一，不开场内市场，那么场外的黑市乱下去就一定全部完蛋；第二，一切都筹备好了，为何不开？北京可以给上海批文，深圳是全国试验场，不给没有道理，所以上海开了，我也敢开；第三，等交易所真正开起来了，要想再关，谈何容易？”

  斯言诚矣！

  1990年12月1日上午9点，王健敲响了深交所开业钟声，交易所员工群情激奋。但与当时氛围格格不入的则是，一些证券公司的出市代表却显得无精打采，表情落寞。

  更令人意外的事情又接连发生。按常规，钟声响过后，交易大厅应是一派激烈的价格争抢。而12月1日的深圳股市却一反常态，交易所冷冷清清，居然没有委托电话打入。

  “怎么了？”禹国刚和王健一头雾水。

  “后来我们才知道，深圳当地的几大券商提前已经达成了协议，有单不报，就是要让交易所开业当天ZERO，就是零成交。”时至今日，禹国刚谈及此事依然满腔愤懑。

  所幸的是，最后有色金属部的交易代表做了5笔交易，共成交了8000股深安达股票，而这也帮助深交所度过了冷清、尴尬的开场之日。

  “蓝皮书”故事，一枝开两花

  “筹备深交所的过程太过艰辛，个中故事亦不胜枚举，如果要好好讲，给我三天三夜也不够。”20年前深交所成立前后的钩沉开始在眼前的这位交易所首任副总经理的脑海中翻腾。

  10月21日上午10时，深圳音乐厅对面，紫苑茶馆。一间静室、一杯白开水、两碟糕点。

  虽然脸型依然瘦削，两鬓已然黑白相间，但落座之后，年近古稀的禹国刚仍目光似剑，精神矍铄，丝毫未沾退休6年后可能的颓态。

  那时，在无人、无钱、无地的“三无”窘状下，在面对各种疑虑、不理解，甚至人为的阻挠下，深交所最终以顽强的向上生长的意志和力量，甚至以“先斩后奏”的极端方式落地，全程参与其中的禹国刚不免唏嘘。

  1989年12月，深交所筹备组成立，王健出任组长；彼时，禹国刚则是深圳市资本市场专家小组组长，共同负责深交所筹备。

  尽管当时证券公司已纷纷露出峥嵘之状，但国内整个证券行业却尚属蛮荒之地，法律法规建设几乎一片空白，而监管亦处真空状态。例如，当时国内就连公司法、会计法、证券法、交易法、合同法等最为基础的法律尚未形成，遑论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规。

  “因此，我们当初做的最为关键一项准备工作就是，整整用了一年半时间，把香港联交所为主，包括美英、澳洲、我国台湾等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证券交易条例、公司条例、投资者保护条例、公司会计制度、会计准则等两百多万字的英文资料翻译了过来，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移植借鉴，并根据深圳的特点因地制宜，以33万字的篇幅写成了自己的法规、规则草案，报市政府研究审批。”禹国刚娓娓道来。

  由于草案的封面呈浅蓝色，故俗称“蓝皮书”，就是它奠定了深圳证券交易所最初的、必要的规章制度，而其正名——《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资料汇编》——反而不为外界熟知。

  “当时，谁要是拿到这本书，即使他不懂这一块，也可按图索骥，创办一个证券交易所，因为里面内容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回忆至此，禹国刚显得眉飞色舞。

  1990年，上海在筹备证交所前期听说深圳怀揣“蓝皮书”之后，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黄菊便来“偷师”，并成功获得“蓝皮书”。

  “这帮了上交所筹备组很大的忙啊。因为经过几十次讨论而成形、且都经过成功实践的‘蓝皮书’使得上海既不需要翻译，也省去了起草和整理的琐事，为此上海节约了至少一年半载的时间。”禹国刚说。而上交所的“获批”客观上也为深交所的“蒂落”创造了条件。

  在老禹看来，从“蓝皮书”角度说，现在沪深两地交易所可谓同根同枝上开出的两朵花，“虽然沪深两个交易所各自经历了20年的发展，但在很多地方仍是相同的，原因就在这里，因此两地竞争也应该是良好的竞争。”

  转眼20年过去了，如今的沪深交易所一脉相承却又“换了人间”。截至19日收盘，沪深两市上市证券达到了3139只，总市值达到了26.7万亿，其中沪市18.2万亿，深市8.5万亿。两市上市公司总数超过了2000家大关，达到了2020家，其中沪市889家，深市1131家。截至12日，两市开户数已逾1.5亿。可以说，从20年前的小家底，发展到如今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两大交易所已是风华正茂，年富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