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中国经济学第十届年会和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同在11月20日举行，颇具象征意义。巧合的是，这两大会议均与吴敬琏先生有关。在中国经济学第十届年会上，吴敬琏作为主旨演讲者，指出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历史阶段的今天，迫切地需要得到经济学的理论支持；而同日举行的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则授予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以他们三位为主要贡献人的整体改革理论及其实践应用，被广泛认为降低了经济体制转型成本，提高了转型效率，催生了市场经济主体，构建了市场经济微观运行环境，初步建立了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奠定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具有全面、深刻、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关注经济学和经济改革的进展尤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下一步走向。代表中国经济学家探索中国经济改革路径取得突破的阶段性人物，无论是首届经济创新奖获得者的杜润生，还是第二届奖得主厉以宁乃至与其同龄的本届得主吴敬琏，都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以团队或者一己之力推动了相关领域的改革进展。1994年推出的包括财税、银行、外汇管理体制在内的“宏观经济”改革，之所以被公认为是我国改革中一次非常成功的尝试。用吴敬琏的话来说，它有非常扎实的理论准备。这其中就有包括吴敬琏、马斯格雷夫、莫迪利安尼等在内的中外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当中国经济改革由增量转向整体推进直至转到深层次的攻坚领域时，改革遇到的阻力明显加大，迫切需要经济学界以巨大的热情和前所未有的探索精神，通过激烈的改革论争以及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借鉴国际智慧来推动关键领域的改革。但是，仔细梳理近十年来经济学界在推动改革方面的进展，不能不让人担心，既有经济学积累越来越“不够用”，经济学的研究进展往往落后于现实，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研究者的理论储备和研究能力的提高缓慢，导致相关政策建议常常缺乏前瞻性和预见性；而且经济学家们参与改革的动力似乎也在不断消减，有的甚至演化成既得利益者的代言人，进而成为改革的阻力。整体而言，在中青年经济学者中，至今还不见类似当年吴敬琏先生那样的改革领军人物。如今，国内经济学界对通胀成因这类经济问题往往莫衷一是。各种层出不穷的所谓政策建议，以及成千上万的各类课题研究，其实没有太多价值。

  笔者认为，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棘手难题，既是增量改革负效应的陆续表达，也是改革由整体推进向深层次攻坚过程中遭遇阻力之后的具体体现。改革既需要关键领域的突破，更要有新一轮的整体设计。

  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进程仍有必要进一步推进。很多关键性领域，例如资源性产品领域以及电信、铁路、金融等行业，并没有市场化或完全市场化。在土地、林权等各项资源、包括其他尚未市场化改革的行业之中，还存在着巨量的资源没有投入到市场中来。而由于上述相关领域改革的缓慢或者相对停滞，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迟迟未能有突破性进展。甚至在当下令政府揪心的通胀预期背后，都有深层次改革滞后的因素。因此，以解释经济现象和求解经济问题为出发点和依归的经济学研究，无论如何不应落后于时代的要求。

  从国际经验来看，每次经济危机，都是经济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机会。世人皆知，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面临滞胀，为卢卡斯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会；而克林顿上台之后，面对老布什政府留下的成堆经济问题，问计于诸多大牌经济学家，于是把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中和起来，建立了一套既反对完全放任，又反对过度干预的所谓克林顿经济学；进而缔造了不少美国人今天仍然怀念的历时八年的美好时光。

  同样，今日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面临的诸多复杂问题，也为富有责任感的中国经济学家们提供了极好的研究样本。中国经济学家们能否积极扩大在经济改革进程中的行为空间并取得广受国际认可的研究成果，某种程度上就取决于他们能否在掌握和借鉴前沿经济学知识和国际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深层改革整体设计，提出未来更长时期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框架。假如他们能在“十二五”规划相关改革路径的基础上，胸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能够破除门户之见，凝聚海内外共识，积极投入到后续改革的方案研究和政策设计中，则中国经济学或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高峰，能够指导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新版国家经济学说亦将应运而生。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