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东

  经济波动周期变得越来越短了。物价负增长过去还没多久，现在，大家又开始高调热议并担心通胀的爬升了。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过去十年，我们不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吗？

  不要指望一种状态维持过久，更不要将某种经济态势绝对化。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在空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正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中的中国，不同经济态势频繁交替，实在很正常。由此观之，物价一有上涨，就声称中国会全面进入长期通胀时代，主张将利率一而再大幅度调升的论调，无论冠之什么名号，不是无知，就是太短视。

  估计很少有人不承认货币是通胀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通胀单纯就是一种货币现象。否则，在高度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同样是纸币本位的货币制度，发行货币并不比现在难，超发货币也不是没有过，为什么物价没有像某些经济理论所想当然推断的那样大幅波动，反而比较稳定？这说明，物价稳定与否，并不完全是由货币因素使然，肯定还有行政力量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当然，你会说还有体制的差别。没错！但我只是说，就物价变动原因而言，不能否认行政力量是导致物价变动的一个因素。

  是的，现在是市场经济。这注定了货币发行速度和规模相比以前都极大地扩大了，因为市场经济也是货币经济，两者可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就一定是通胀经济。不能说一段时间内货币发行增加，就一定会引发通胀，或者，不能将通胀完全归于货币现象，对中国这样的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更应特别注意，不能仅从货币政策上寻求物价稳定的措施。

  最近不少学者和媒体渲染：过去30年里，人民币发行增加了多少多少倍，因而中国必将进入全面通胀时期，这有点言过其实，殊不知，简单对比与具体分析是两码事。

  过去30年，中国货币供给量快速增加，主要是基于中国经济全面而快速市场化与货币化的需要。想想看，多少原来没有货币化的领域，如今都成了货币媒介的领地。别的不说，仅就工资涵盖的范围，如今就远不是改革开放之初所能比的，实物分配已被完全货币化所取代。今天35岁以上的人，想必对此都有深刻印象。

  当然，这并不是说，期间没有发生过井喷式物价上涨。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通胀都被有效遏制了。总体上看，过去30多年，中国价格体制改革是成功的，物价总水平也是基本稳定的。否则，就不会有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有人说，2009年中国通过增加10万亿元银行信贷刺激经济，一年内的“天量”货币供给，导致了CPI在今年第三季度末突破警戒线，并据此断言， CPI会继续大幅度上升，甚至会达两位数，出现1993年和1994年的情况。这话只对了三分之一：过去一年大规模货币供给确是CPI上升的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

  2008年，以美国为首的全球金融经济发生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被诊断为“百年一遇”。已完全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的中国经济，随即与全球经济掉头向下，CPI连续多个月为负。为了刺激经济，避免陷入通缩和危机泥潭，才有了2009年巨量信贷供给。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而非正常时期的非正常举动。

  至于拿现在的情形与1993和1994年对比，更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还处于短缺经济的尾部，那时最为担心的不是产能过剩，而是供给不足。如今，中国已加入WTO多年，贸易额平均每年以超过20%的全球最快速度增长，已无可否认地成了跨国企业制造环节的配置端。全球制造中心和世界工厂的角色，已使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产能过剩，而非90年代初的不足。

  况且，马克思也好，其他历代大经济学思想家也罢，早就充分论述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最大问题是经常性的“有效需求不足”。在中国已向市场经济深度推进的今天，无论CPI的上涨水平，还是高CPI的延续时间，都很难再现十多年前的情况。更何况，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机制与能力已大大改善和提高。

  这当然不是否认眼下的通胀压力，以及货币因素的重要影响，更不意味着不需要采取货币政策措施，笔者只是想表明，在当前和今后可预期的将来，中国不会发生严重的通胀，甚至都不可能再现2007年上半年那样的情形。而物价企稳进而下降的情形，很快又会出现。

  正因如此，有效抑制CPI上涨，就不能仅从货币政策上打主意，还是要各种措施综合运用。即便是货币政策，也不应过于频繁地动用价格与数量工具一再抽紧，否则，就会再次出现2008年那种上半年忙着加息下半年便忙着降息的情形，加重经济波动程度与频率，降低经济增长效率。

  由中央政府已出台16项综合措施可知，事情正在朝好的方向发展。货币政策优先运用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这样的数量工具，利率调整慎而又慎。如此方略，较为理想的效果可期。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