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窗事发前，德隆已然是一个庞然大物：控制着以“老三股”为代表的上市公司群落，旗下金信信托等金融机构违规理财达上百亿。其影响已超越市场层面，渗透到产业、金融甚至区域环境中。但德隆的长期违规操作路人皆知，明显践踏了市场“三公”原则。能否法办德隆为世人瞩目，更成为中国证券市场能否“依法治市”的风向标……

  德隆崩盘也成为2004年中国资本市场最惊心动魄、扑朔迷离的一幕。

  如今，曾经庞大的德隆，早已瓦解四散，只有那段过往，在资本市场的教科书中留下一个值得反思的案例。

  ⊙记者 魏梦杰 ○编辑 李小兵 于勇

  德隆的崩塌

  2006年4月29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德隆原总裁唐万新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40万元；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德隆余部，共104人被拘押，84人被捕，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人员达70余人。就此，德隆、唐万新以及一个18年的故事画上了一个句号。

  当时的王世渝是以被告单位友联的诉讼代表人身份出席。依据他当时回忆，德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项罪名实际上是利用证券公司从事违规委托理财业务。操纵股市的行为表现在两个阶段：一阶段是2000年以前德隆原始积累初步完成，用从股市里变现回来的钱进行了一些坐庄行为。第二阶段是后期对老三股高度控盘之后的股价操纵等。

  任何经历过那一段历史时期的人都可以脱口说出德隆的“老三股”——新疆屯河（现在的中粮屯河）、湘火炬（现在的潍柴动力）、合金股份（现在的ST合金）。德隆危机爆发。合金股份率先跌停，接着“老三股”全线下挫，数周之内，股市就将德隆过去5年所创造的奇迹和纸上财富全数抹去，流通市值从最高峰时的206.8亿元跌到2004年5月25日的50.06亿元，旦夕间蒸发将近160亿元之巨。

  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由于德隆经过多年的“运作”已经搭起了一个囊括了上市公司、信托、租赁、证券等多范畴的产业金融网架，所以德隆危机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全民埋单”的悲剧。德隆旗下的诸多信托、租赁、证券等金融公司相继被停业整顿或关闭，众多债权银行及委托德隆理财的上千家大小公司损失惨重。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决定对个人投资者进行保护，以债权金额10万元为界，高于此数的按照9折收购，低于此数者享受全额收购，所需费用均由各地政府财政承担，仅新疆一地就付出了13.8亿元。

  德隆坍塌，那一年是2006年。

  第一强庄

  那几年，是中国证券市场第一段特殊的时期。强庄林立，派系层出。称得上“庄”与“系”的，起码得在资本市场上控制两三家以上有某种关联的上市公司。除“德隆系”外，“斯威特系”、“鸿仪系”、“凯地系”、“飞天系”、“托普系”、“农凯系”、“朝华系”、“青鸟系”、“格林柯尔系”、“成功系”、“明伦系”等等。曾有研究机构作过估算，2000年至2003年间，证券市场有近40家系族争相而出。

  当然，与其他派系相比，德隆无疑是一个庞然大物。拥有关联关系的上市公司19家。在整个"老三股"的操作中先后共使用了4万多个股东账户。合金投资、湘火炬复权后股价的最高涨幅超过1600%，新疆屯河复权股价后最高涨幅将近十倍；与大盘指数的累计偏离度最高分别达到1400%、1800%和1000%；市盈率于2001年达到最高，分别为500倍、150倍和超过150倍。

  根据上海、深圳两个交易所的监察报告，“老三股”自1996、1997年上市以来，股价运行长期背离大盘和公司基本面，时间跨度长达七八年。此外，德隆操纵老三股的账户分布在全国30多个省市区90多个城市的500家证券营业部。

  德隆还创造了另一个记录：中国证监会稽查局仅对于德隆系的调查取证的资料就达到600多卷。可谓是前无古人，后亦难有来者。

  当然，无论是首屈一指的强庄，还是其他多如繁星的派系，都难以逃脱覆灭的命运。以“强庄”之手法行“造系”之行径，大多风光三五年便黯然褪色，不少派系的“掌门人”或深陷囹圄或流亡海外。

  惊弓之鸟

  在大多数人看来，德隆之衰败早有因果注定。

  上市公司2004年年度报告期，上演了一场与德隆有关的“黄牌大战”，多家公司被会计师出示非标意见。当时参与德隆旗下一家上市公司的一位注册会计师告诉记者：“德隆风波的多米诺效应，从审计角度来看，表现为当时的非标意见争相而出。新疆屯河、合金投资、天山股份等等均未能幸免。甚至让人有一种错觉，仿佛德隆的烂账是一夜之间突然出现的一样。”

  新疆屯河因对外担保的可收回性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并还有不少逾期借款，被出具保留带强调事项段的审计意见；合金投资也因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事项被出具同样的审计意见；天山股份被出具保留意见亦是因为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事项，此外公司在德恒证券、恒信证券、金新信托的委托理财情况的资本金、收益及可收回资金均无法确认。

  纷沓而来的会计师非标意见足以体现当时德隆系断裂的现金流。当时就有人这么说，以‘圈钱’闻名的德隆，最终倒在了钱上面。

  “最后，压断德隆资金链条的，也只不过几个亿。”原金新信托并购部经理王松奇也认为最后的问题出在钱上，“其实，我们在2001年就已经感觉到这种隐患了。当时我们提出多套方案，现在想来，实施其中任何一套方案都可以缓解甚至解决当时困局。很可惜，德隆高层一直到2003年才意识到抛售一部分资产解决资金链的问题。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

  外界往往将2004年4月中旬德隆老三股的崩盘视为“德隆系”崩塌的开端，其实在德隆内部的人看来，德隆对于危机早有预料。王世渝告诉记者：“德隆危机始于2001年；三年来，德隆一方面继续发展，一方面应对危机，希望能卸下包袱。”

  王世渝提到当时的一个小细节足以体现出整个“德隆系”绷紧的神经。2004年3月间，距离德隆危机爆发前一个月左右，王世渝在办公室发现楼下有警察在走动，一会儿便越聚越多，把源深路路口堵住。当时，德隆的危机已是“内紧外松”，因此王世渝担心会不会马上冲进来一群警察抓人。正当他紧张地观察局势时，一连串高档轿车驶到大门口，原来是一个非洲国家的总统被安排来德隆考察、参观。

  带血的教训

  美国Innoprise基金高级顾问吴向宏则表示，中国的民营企业应该从“德隆系”事件中学会风险评估。他表示：“金融操作的一个铁律是：金融工具杠杆效应越大，对应的风险也越高。”无论德隆设立多少家中间公司，变换多少手法，只要报有以一博多的念头，就必然面临更大的风险。“德隆是否曾对自己的扩张风险成本进行过金融意义上的评估呢？从最终的结局上看，大概是没有。”

  吴向宏表示，德隆模式说白了就是用金融杠杆来以小搏大。但我国企业普遍缺乏财务预警、风险防范和危机处理机制。除德隆外，近年来国内多桩出现重大变故的企业案例都证实了这一点。回顾德隆衰亡的过程，以及长期以来德隆虽然危机日益深重但却迟迟犹豫不决的处理过程，更能让人们认识到这一点。

  如今，德隆“旧臣”仍活跃在资本市场领域。王世渝离开德隆后成为中国工商联之光彩49集团主要筹建人之一，又任上海瑞思房产董事长；德隆国际战略投资部总经理虞留海如今已是德尔塔增值股权投资基金创始合伙人；湘火炬总裁聂新勇成立上海鑫联，所投资的碧水源、新筑股份、明阳风电也纷纷实现上市。张国玺、王松奇、张万军、丁光平等人均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大展拳脚。

  也许，离开德隆之后，在德隆的那段教训是他们人生的重要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