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0年来总有那么一群人，站在股民的身前，冲锋陷阵。

  很难为他们描摹统一的群像，他们或是慷慨激昂的意见领袖，或是奋笔疾书的学者名人，或是雄辩滔滔的专业律师。在20年的某些阶段，他们仗义执言，挺身而出，赢得了“散户代言人”的称呼。

  他们的出现和言行，深刻地反映了20年来作为“弱势群体”的散户诉求。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力量，这是草根投资者的历史自觉。

⊙记者 钟文倩 石贝贝 ○编辑 叶苗 朱建华

  “不老”的老左和“愤怒”的周梅森

  实际上，不管是自诩者，或是被封者，在中国资本市20年的发展历程，“散户代言人”一直不乏其人。这里，有如今作为股市节目主持人的左安龙，头顶着“散户领袖”、“股市神甫”等诸多近乎“拜神”的名号；这里，有因曾代理多起证券市场中小股东维权案，而被誉为中国证券市场中小股东维权第一人的律师严义明；这里，有现为江苏作协副主席，曾经为中小投资者疾呼呐喊的周梅森。

  对于“散户代言人”的名号，左安龙并不以为然。“我怎有能力去代言？”左安龙反问，“这是别人给我的评价，我从来不以散户代言人自居，我只是反映他们的思想，反映他们的疾苦，帮助他们疏通，所以他们就很高兴。其实我国有法律，这才是他们的代言人。”

  在长达10多年的证券节目主持人生涯中，“常在河边走”的左安龙凭借率真，极少中招“湿鞋”。“公平地讲，左安龙的节目也难以免俗，也曾讲行情和个股，但一谈到散户的疑惑，哪怕只是鸡毛蒜皮，他也会给予回应；一谈到关键问题，他就会以目前中国股市最大症结的‘三公’原则进行评论。”左安龙最佳拍档、上海杰出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长毛羽称。

  现为江苏作协副主席的周梅森尽管在股市中的名声没左安龙大，但其亦经常为中小投资者疾呼呐喊。在周眼中，中小投资者虽然是资本市场生物链底层弱小的一群，“可这弱小的一群却十分庞大，大到足以成全一个市场或毁掉一个市场”。

  其实，周被市场认为“散户代言人”，源于其在2005年在《大众证券报》上连续发了三篇文章，即《我愤怒》、《凯撒的归凯撒，人民的归人民》和《谁对人民资产的流失负责》，以一个普通中小投资者的身份呼吁全国中小投资者起来维权，对所有侵权股改方案投反对票。

  这些文章影响极广，以致有财经网站甚至以“千万股民倒下去，一个周梅森站起来”为标题制作了专题报道。

  严义明：为中小股东维权第一人

  严义明，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曾任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2005年3月成立上海严义明律师事务所。自1998年起，严积极通过自身的法律活动，维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参与辩护案件包括红光实业、科隆电器、长征电器等，对于完善公司法、证券法，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作出了积极贡献。

  让严颇为得意的是，2002年，自己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了2002年度亚洲之星。

  1998年，红光实业被证监会认定骗取上市资格，向公众虚构利润，而许多中小投资者因被虚假公告误导而遭受投资损失。严义明作为11名小股东原告的代理律师，一纸诉状将红光实业及其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告上法庭，成为新中国第一起因虚假陈述引发的小股东状告上市公司案，在证券市场引发轩然大波。2002年，案件最终以法庭调解方式结案，红光实业11名中小股东原告获得了22.5万元的赔偿。从最初的法院拒绝受理，到最后中小股东获赔，红光实业案件历经四年。

  对于严义明为中小股东维权的行为，市场评价可谓毁誉参半。坊间传言，对于不同的客户，严有不同的收费标准——公司客户往往需要向其支付每小时250美元的报酬；但给中小投资者打官司时，他只收取低廉的费用。

  面对“自我炒作、为博出名”的质疑，严义明颇为坦然。“客观上讲，我所做的事情是否有利于公正的证券秩序的建立？是否维护了中小股东的权益？结论显然是肯定的。当然，我借此也算功成名就了。假定一个人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做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情来出名，又有什么不好？”严义明反问。

  前赴后继的“时势英雄”

  接受媒体采访时，老股民余善兴认为，在股市这趟浑水里，左安龙是少数几个有良心的。他固执地认为，许多“散户代言人”不过是各种利益势力的代言人。余善兴的“阴谋论”显然不无道理，因为有些所谓“散户代言人”确实是“挂羊头，卖狗肉”者。

  最为典型的则是2006年开始“扬名立万”、震动股市的“带头大哥777”——王秀杰。

  2007年2月，这位“带头大哥”因为准确预测到股市突破3000点后将一路攀升而“一战成名”。由此开始狂称：“我要是天下第二，没有人敢自称天下第一”，“我是广大散户的代言人，要带领所有散户赚钱、打败庄家”等。

  然而，就是这位自诩“散户代言人”的“带头大哥”，在这一年的7月4日被正式刑拘，其罪名是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万元。

  而另一个曾被冠以“散户代言人”的则是张卫星。

  从1996年投身股市，三年后因为极其准确地预测了“5·19”行情，张卫星开始走向神坛。投资四年之后的2000年，张的资产从10万元迅速膨胀至100万元。随后，他率先指出了“股权分置”问题，并因为提出“全流通”而被贴上“股民代言人”、“草根经济学家”和“民间思想家”等形形色色的标签。

  一熟知张卫星的人说，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当他试图向别人阐明自己的想法时，“哪怕对方是条狗，也一定要说到它明白为止”，但张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为了规避风险而寻求黄金的安全性，但最终却落入与广大散户对赌的局中而无法自拔，因此爆仓之后，破产成为这位曾经的“代言人”唯一的出路。

  而将时间再往前推几年，作为“散户代言人”，杨百万无疑是一个代表。尽管也时不时发表各种股评，开投资报告会，介绍自己投资心得，但更多的角色似乎是一介商人，其“散户代言人”的色彩已经褪去许多。

  弱势群体的历史自觉

  “散户代言人”在20年的历史中不断浮现，是中小投资者的恐惧、憧憬、迷茫下的必然产物。

  他们有信息诉求。不管是左安龙，还是“带头大哥”，他们在股民看不清方向的时候能“振臂一呼”，既抚慰了中小股民的不安全感，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对信息的诠释，满足了投资者对信息的诉求。

  他们有法律诉求。在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治理尚未成熟的阶段，作为股东的权益经常得不到保障。严义明等人的挺身而出，虽然不能从全局上扭转这一局面，但至少给市场发展带来一个明确的提问：如何做好中小投资者的法律保护。

  他们有环境诉求。从“散户代言人”的诸多言行分析，他们往往抨击时弊，习惯于将中小投资者与机构、监管层对立起来，而这往往会引起较大共鸣。“弱肉强食，巧取豪夺”，这是不少散户对于环境的自我感知。尽管有失偏颇，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看出股民对于公平正义的渴求。

  他们有体制诉求。从更大的视角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市场各方都能保证知情权和监督权。杜绝假、黑、丑，其本质在于阳光化的体制。“散户代言人”所挑战、所冲击的，也许只是一些具体层面上的利益，但其实不自觉地体现出了弱势群体的体制诉求。

  “散户代言人”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从积极的角度看，这是对上层努力的一种补充。20年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实际上一直贯穿了监管者对于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呵护，尤其在中国这种以散户为主的市场中，这样的呵护较成熟市场更多更细。某些“散户代言人”所指责的问题，也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步得到了解决。在“精英”主导并推动股市进步的同时，“散户代言人”的建言建议，一旦具备了理性与建设性，就是政府与民间良好互动的必要渠道，事实也证明了两种力量的共同推进，才造就了今日较为完善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可以说，这是草根投资者的历史自觉。

  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国股市发展的最终趋势是机构投资者占主导，散户的弱势不但现在有，未来依然存在。在公平正义的环境中，这种弱势只能是历史的必然。在成熟的市场机制建成之后，“散户代言人”的角色将由历史重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