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20周年，始终有一双来自“第三方”的眼睛，洞察着光明与阴暗。

  胡舒立是一个“小女子”，因多次刊发揭黑报道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她曾主持的《财经》“搅动”了中国的证券市场，以揭黑式的报道推动了市场的整顿和进步，并成为中国证券史的一部分。

  以胡舒立为代表的一代财经媒体人，20年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凸显了媒体对于资本市场“公开、公正、公平”的追求。而胡舒立个人事业的起伏，也引发了媒体力量在资本市场中角色变迁定位的思考。

  我们在此记录胡舒立，既是记录像她一样的一介文人，更是记录媒体与证券市场相伴共度的历史。

  ⊙记者 卢晓平 陈俊岭 周鹏峰 ○编辑 叶苗 于勇

  “啄木鸟”式改良

  社会要有喜鹊，也要有啄木鸟。对于曾经制度建设尚未完善、庄股横行、上市公司公信力极低、假恶丑甚嚣尘上的中国股市来说，也急需有一只专业的啄木鸟。在对蛀虫的敲打中，其目的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好。

  《基金黑幕》是胡舒立对早期证券市场种种黑幕出击的“第一枪”。

  2000年10月5日，《财经》在继化名徐平的《嘉实地震》后，刊登了一篇第一作者“平湖”的长文《基金黑幕——关于基金行为的研究报告分析》，文章通过跟踪1999年8月9日至2000年4月28日期间，22家证券投资基金在上交所的交易状况，得出证券投资基金存在大量违规违法操作的结论。

  《基金黑幕》犹如一个超级炸弹，发表后随即引起市场的轩然大波。十天后，博时等10家基金管理公司联合发表严正声明，指责《财经》杂志这篇文章“对中国基金业两年来的试点成果给予全盘否定，其中颇多不实之词和偏颇之论，严重误导了投资者。”双方在公开信息披露媒体上一来一往不下三个来回。

  “其实基金违规现象一直是半公开的，但当我们下决心披露时，心里不免还是有些紧张，文章发表在十一长假前，谁都没想到后来影响那么大。”时至今日，回忆当初《基金黑幕》一文的出炉过程，胡舒立团队核心成员、《基金黑幕》一文的作者李菁仍记忆犹新。

  双方斗争的白热化显然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人们看见的胡舒立是那样匆忙，开会、电话几乎成为那段时间她生活的全部。这个小个子女人在该期杂志的“财经观察”——《批评权、知情权，还有“新基金”使命》中毅然写道：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中，任何道理都不可能凌驾于市场“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之上，而在三“公”之中，“公开”居于首位。媒体的批评权与公众的知情权作为公开性的保证，其重要地位必然地优于市场上某一利益集团自赋或他赋的“历史使命”。

  一度沸沸扬扬的“基金黑幕”事件最终以胡舒立一方完胜而告终，在随后的一年中，胡舒立和她的同事们又做了更多类似的揭露性报道，一系列资本市场的黑幕、内幕暴露在世人面前。

  在看到“基金黑幕”等揭黑报道为胡舒立和《财经》赢得巨大声誉后，国内财经媒体界掀起了一场“揭黑潮”，新闻媒体对于财经领域的兴趣被普遍激起。

  走在“敏感”第一线

  站在证券市场20周年的时点上，回顾《财经》早年对证券市场种种弊病所作的一篇篇振聋发聩的调查，仍令人震撼唏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胡舒立和《财经》，不仅对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意义，更成为日后国内财经媒体舆论监督的精神榜样。

  但是胡舒立的战场不仅仅在财经，拥有着对社会全方位关照的媒体人，也需要在更大视野中针砭时弊。她给出的解释为：“在当下，哪怕一个看似十分技术化的专业问题，也不再可能在其固有领域内求得解决，而必须放到中国改革的大格局下来考量，方能得到准确的辨析和有效的解决。”

  凭借“基金黑幕”起家的《财经》，在2003年的“非典”报道中，又以及时、准确地披露疫情和发出预警而声名大噪。从财经领域到政经领域，胡舒立进行了大胆的转身。上海社保案、汶川大地震校舍安全问题、央视大火，《财经》都在第一时间推出了“独到、独立、独家”的报道。胡舒立的新闻报道始终走在最为敏感的第一线。

  当一篇篇重磅报道独家披露后，人们惊讶于胡舒立依然安然无恙，外界的猜测她有着强大深厚的人脉和背景，胡舒立本人也不可避免成为了新闻的构成元素。

  舒立对此明确表示，敢于刊发这样的报道，“没什么秘密。一是发现事实，二是审时度势”，只要做到了新闻的客观公正，并且掌握好了政策底线，秉承的原则又是“推动社会进步”，就没什么好怕的。

  事实上，胡舒立在从业过程中将其所奉行的真实、客观的新闻价值观一以贯之，从早年的《工人日报》、《中华工商时报》，及至后来创刊的《财经》和《新世纪周刊》，胡舒立敢对黑暗叫板，对新闻充满热爱和追求，与她的经历和性格不无关系。

  她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外公胡仲持是知名的翻译家，《申报》国际版主笔。叔祖父胡愈之在“文革”前曾是文化部副部长；母亲曾是《工人日报》的高级编辑。胡舒立说：“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做好一件事，我还是干新闻吧！”

  1982年，29岁的胡舒立进入《工人日报》国内部当了一名记者，第一篇批判性文章是1985年关于河北省华北油田的揭露性报道，其新闻个性开始彰显。

  在担任《工人日报》国际新闻编辑和记者时，她曾前往位于明尼苏达的世界新闻研究所（World Press Institute）进行过五个月的研究，后于1994年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新闻学院奈特奖学金，攻读发展经济学。这段时间并不长的留学生涯，使得西方新闻学的精华逐步沁入身心，全球视角、客观公正逐步形成其日后报道的主要风格。

  “胡舒立是一个纯粹的新闻记者，她的理念、她的方式从未发生动摇。”一位熟悉她的同事这样评价胡舒立。据早年在《中华工商时报》的同事黄艾禾回忆，彼时有“京城影评第一笔”之称的她，曾发表了一篇略带倾向性的文艺评论，而从来只喜欢做“硬新闻”的胡舒立竟不留情面地质问她：“我没想到你也写关系稿！”“直到今天，我也一直受到她的感染，源自那一次的激励。”黄艾禾称。

  “我不喜欢胡舒立，但我非常关注她的举动”，一位证券界资深人士告诉记者。

  作为京城媒体圈里第一个开车、第一个用手提计算机的女性媒体人，她永远在不断超越自身引领时代潮流。

  瞭望者的未来

  美国著名报人约瑟夫·普利策有句广为人知的话：“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

  资本市场是社会利益交织冲突最为深刻的领域，投资者、上市公司、金融机构、监管层等各个利益主体既互动又博弈。

  从资本市场20周年的历程来看，基金治理、上市公司治理、券商综治、股权分置改革等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都出现过媒体监督者的身影，他们或是揭开脓疮让改革进程加快，或者大声疾呼解放思想推动创新。媒体并不是改革的主导者和决策者，但却是信息公开、思想交汇、舆论监督的场所。媒体人自觉或是不自觉地追求公平正义，尽管刺痛了某些敏感的神经，但客观上减少了资本市场可能付出的巨大成本。

  但不可否认，当媒体深度介入到市场中的时候，市场的利益相关者也在深度介入媒体。最为明显的是，在竞争激烈的媒体环境下，很多媒体迫于经营压力，报道内容难以与广告经营划清界限。客观地说，很少有媒体能保持百分之百的客观角度，媒体人所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格局。胡舒立独一无二的性格使她的人生轨迹更加波澜起伏。

  2010年11月5日，在北京国贸大酒店举办的一场高规格“财新峰会：中国与世界”上，面对受邀的周小川、吴敬琏、史美伦等过去十多年来叱咤资本市场的峰会嘉宾，年届57岁的“财新-《新世纪》周刊”总编辑胡舒立依然淡定从容。

  一年前的11月9日，胡舒立离开了她供职11年《财经》杂志，创办了财新传媒。一起离开并重新创业的还有上百名其团队主力，包括与她共同创办《财经》的杨大明和王烁。

  在原则面前不妥协，坚持采编和广告分离，这就是胡舒立的独立原则。在确定选题机制、策划具体的每一篇报道的时候，要非常强调防止出现依附或者受制于个别利益集团的倾向。胡舒立认为，新闻工作者，必须在新闻采编业务的规范上，不断建立和完善“防火墙”机制，来保证新闻操作的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

  值得欣慰的是，胡舒立和她的团队没有在资本市场的绚烂色彩中迷失方向随波逐流。在媒体与市场结合得“水乳交融”的今天，她依然坚守着“第三方”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