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封一）近二十年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壮大，更是中国人学习西方并融入国际社会的标志性事件。它在我们古老民族的基因里，植入了现代化转型所必须的，而我们又相对缺乏的契约、法理、公正的理念和精神。

  回望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之路，我们可以重温奋发进取的时代精神，思索国际化前程，我们才能海纳百川，驶入百舸争流的竞争舞台。

  西风东渐 将西方文明引进来

  1988年，一个外国人预见到了数百年的世界资本市场舞台将迎来新的主角。

  他名叫尼古拉斯·哥德森，一位英国爵士，伦敦证券交易所主席。他造访最早发行新中国第一张股票的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静安营业部时，站在不到12平方米的房间里，感慨道：“中国有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老子说过，两个人抱不过来的大树，就是由嫩芽成长起来的，你们就是嫩芽。”他赠送了一幅油画，画面是小小的墙角，墙角下是古老竞技场的遗址，这正是300年前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前身。老爵士意犹未尽，又亲手用中文歪歪扭扭写下“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八个字。

  这就是缔造资本主义体系的英国人的深邃目光。

  他们洞察到了这一细微而又不可逆转的进程。从1840年的打开国门，到魏源的《海国图志》，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到五四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追求，老牌帝国们一直用阴沉冷峻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切。而这一次他们知道，中国人将学到西方社会的看家本事。

  果然两年以后，证券交易所就诞生在了上海和深圳，这两个最能代表中国活力的城市。代表契约精神、市场精神、法治精神的资本市场，作为西方文明的精华之一，已经飘落到了这个即将腾飞的东方国度。

  老爵士造访之前的几年，来自东方的邻国日本帮助中国培训了大批证券人才。日本野村证券株式会社向中国提出帮助培养证券人才，中国工商银行从全国选派了一批分支行行长赴日进修。

  可以说，在那个渴望吸收外界一切知识的年代，哪怕是中国的普通家庭，都在用一种最朴素的情感支持着“迈出国门，学习本领”国际化之路。回首20年前可以看到，中国当代证券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与外国结下了学习、交流和沟通的友谊。但国际化并不全是“列强们”送来的，而是包含中国人自己的艰辛奋斗。

  真正的握手也在不久以后实现了。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推动我国改革开放迈入崭新阶段，此时的资本市场与其他行业一样迸发着创新的活力。一件重大的变革，让中国经济渴求资金的目光与国际股权投资者的目光初次相遇了。1992年电真空B股发行上市，是中国资本市场首次与国际证券市场接轨的一个标志。

  当时，中国经济刚开始起飞，需要大量的资金。与此同时，国际上有很多机构和个人看好中国市场，苦于没有投资渠道。于是，一个在当时很大胆的想法——建立B股市场吸引外国股权投资者的资金，被提出且很快付诸行动。

  国际资本市场不仅是一个巨大的融资舞台，更是一个充斥着严格规则的竞技场。成熟的市场制度，严苛的法律条文，精明的风险投资家，挑剔的机构和散户投资人，都逼迫上市公司不得不严格地按照市场规则办事，严格地遵循各国市场的财务要求和公司治理结构要求。

  或许是历史的吊诡，这场过早的相遇并没有碰撞出激烈的火花。

  B股市场难以摆脱当时整个经济体制的窠臼，与国际规则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也是此后B股市场逐渐萎缩、发行停滞的原因。B股由于没有完备、规范、符合国际惯例的法律法规，只有沪、深两地几个暂行的地方性法规对这个有国际投资者参与的市场进行监管，B股市场无论在交易机制、上市公司规范化运作，信息披露与股东服务等方面都有较大欠缺。这些使得B股一直呈现较低迷的市况。

  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曾说过：“资本市场的国际化不单纯是资本市场的完全开放，更重要的是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交易体制、会计制度要与国际惯例接轨。因而，遵循全球统一的技术标准和制度规则是资本市场国际化的重要标志。”

  几年后，这场涉及资本市场最主要功能——资金流动的握手，终于水到渠成。2003年5月26日，瑞士银行、野村证券两家机构获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资格。以QFII为代表的成熟境外机构投资者也带来了理念的旋风。

  QFII的到来让价值投资理念深入人心。 2003年7月9日，网络股泡沫破裂，上证综指从2246点跌落至1500点，市场一片哀鸿。同时，瑞银集团正式进入二级市场，高调买入宝钢股份、中兴通讯、上港集箱、外运发展等大盘蓝筹。QFII对当时市场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中国低迷的证券市场中最具活力的一股力量，最终演绎了“五朵金花”的蓝筹行情。

  而这，仅仅是国际化的开始。

  加入WTO 金融市场直面新挑战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在十五年长跑后加入了WTO。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发表声明称，中国入世对全球经济具有“历史性意义”。 对于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来说，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而一张紧迫的时间表也摆到了面前。在此后的短短几年时间内，外资将可以分批逐次进入中国的基金公司、证券公司，在条件成熟后，还将允许海外投资者直接投资内地证券市场。

  在WTO的新空间里，中国将开始适应新的游戏规则，大融合、大引进、大变革成为了国际化的重要任务。此前10多年那种礼节性的握手与试探，已经成为了历史，取而代之的是波澜壮阔的中西交汇。海外第一流的人才来了，先进的交易机制理念来了，虎视眈眈的华尔街机构来了，狼奔豕突的国际资金来了。包括监管能力、市场主体、融资方式，国际化的进程骤然提速。

  时代展示的是一副广阔的画卷。

  当中国资本市场进入改革深水区的时候，国际化的力量一度成了改革的重要推手，首先体现在监管方面。梁定邦，香港资深大律师，在1998年-2004年任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史美伦，曾任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兼营运总裁，史无前例地被聘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他们既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内援”，又是“外教”。 

  史美伦到来时，内地股市处于2000点高位。在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任上，史美伦推行多项变革，包括保荐人制度、发审委改革、建立退市机制，以及独立董事制度。她将自己坚守原则的风格带到了内地，成为中国证券市场名副其实的“铁娘子”。

  虽然梁、史二人在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长河中只是“惊鸿一瞥”，但她们开启了内地股市监管水平走向国际化的大门。中国股市的监管理念、政策与手段，从此逐渐显现出与国际规范接轨的特征。

  中外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也在大步流星地推进。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的合资浪潮汹涌澎湃。法国里昂、摩根大通、瑞银、瑞信，这些曾经只在媒体中出现的“大鳄”，都出现在了内地证券市场。曾经有人担心外资的大规模涌入，将使内地市场面临“沦陷”。

  事实证明，经过近十年的“与狼共舞”，中国非但没有让渡所谓的金融主权，而且在中外携手中做大了市场蛋糕，锻炼了自身才能。

  中国自己的投行已经初步具备了与国际同行同台竞技的能力。最典型的是中金公司，在香港发展10年之后，2007年将网点开到了华尔街，并取得了美国金融业监管局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颁发的牌照，成为冲出香港桥头堡，第一个把生意做到大洋彼岸的中资券商。

  而中国的上市公司，也在这场融合的浪潮中受益匪浅。在迎来外资的同时，还迎来了“洋管家”。

  纽曼，在他来到中国前的20年时间里先后从生死边缘挽救了3家亏损的银行——美洲银行集团、美国信孚集团、韩国第一银行，可谓功绩显赫。 自纽曼2005年担任深发展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以来，十分注重风险管理。他率领这家银行绕过了重重不良资产“黑洞”，取得了高速的净利润增长。

  在融资方式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也在逐步形成。追溯到1993年青岛啤酒在香港公开招股获得110倍超额认购，当时国际市场就引发了“中国热”。而上海石化、广州广船、昆明机床等首批国企相继在港挂牌上市，普遍都受到了海外投资者的热烈追捧。

  “我依然对昆明机床当时的认购盛况记忆犹新，它是首批来港上市企业中规模最小的一家，也是当时超额认购最厉害的一家，超额认购逾600倍。”香港中资证券业协会委员温天纳回忆起那段历史仍感叹不已。不仅是香港，中国内地的企业还到纽约、伦敦、新加坡等地上市，H股、N股、L股、S股等构成了一幅全球的图景。

  大国崛起 我们正在影响世界

  2007年2月27日，中国股市大跌，随后世界各国股市纷纷上演“黑色星期二”。已习惯于看外盘的国人第一次发现，中国股市开始影响世界。

  此时，离1988年尼古拉·斯哥德森爵士写下“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已过去了将近19年，中国资本市场已然成为世界之林中的挺拔一员。

  “中国进口需求正在增加”、“中国加息预期尚未改变”……中国，已经成为了西方财经媒体追踪的重点，牵动着全球投资人的神经。2008年的4万亿刺激政策影响了整个世界的股指起伏，而2010年11月中国调控物价，又引发了伦敦、纽约、东京大宗商品市场的全线回调。

  “中国人来了！”2007年9月，中投公司成立。当时中国外汇储备已达1.43万亿美元，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成立，标志中国的国际化，真正进入到了“走出去”的境界。中投总裁高西庆，1988年从美国留学回来，从学者到官员，从官员到操盘手。中国国际化的“学习、适应、出击”的历程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斗转星移，30年的改革开放，国家和民众积累了巨大的财富。截至2010年9月底，中国已经超越日本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中国外汇储备总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已达2.6万亿美元。一个新生的巨大经济体，崛起在世人面前。

  为了与A股开盘时间同步，港交所改变了自1992年起就一直采用的10点钟开盘的惯例，从明年3月7日起，港股早盘开市时间将与A股开盘时间同步。在2006年抢先开市的新加坡A50指数期货，直到今年中国推出沪深300股指期货后，成交才略有起色。

  作为一个资本大国，资本强国的中国崛起已经不可避免。这一崛起，势必引发国际话语权的重新定位，游戏规则的重新规划，全球资源的重新分配。这虽然是一条和平和谐之路，但依然充满了波谲云诡。

  中国的经济增速虽然在全球遥遥领先，但是在经济上远没有取得与其财富相匹配的地位和话语权。比如，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大豆的定价权却在遥远的纽约；我国在谈判桌上对铁矿石涨价无能为力，只能看着“两拓”坐地起价。究其原因，铁矿石的定价与波罗的海指数、原油指数紧密相连，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并不掌握在实业界，而是掌握在高度国际化的商品交易所。

  QDII出海呛水又何尝不是如此？除了刚出海就遭遇了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我们的机构投资者对海外市场不熟悉，不得不聘请国际大行担任投资顾问，而大行在担任投资顾问的同时，很多时候居然又是QDII 的交易对手。

  而国外政客屡屡以并购案高达数百亿美元的贷款来自国有银行为口实，将本来是商业化的收购打上政治烙印。这也是中海油收购优尼科，中铝并购力拓而无法成功的原因之一。

  资本市场国际化的战略意义，已经不言而喻。

  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说，“在新一轮的生产要素全球配置中，资本、信息、技术等高端生产要素的流动更加便利，范围也更加扩大。通过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推动全球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逐步引导和推动符合条件的境外公司在境内上市，将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使资本、技术等高端生产要素向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流动，从而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新丝路：站在国际板起点的思考

  回首历史，20年中国资本市场通往世界的“丝绸之路”，已具雏形。这条丝路能否驼铃声响，绵绵不绝，决定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命运，也是经济大国重新崛起的重要支点。

  现在，中国经济结构急需转型、存量财富需要增值保值、经济需要争夺发展与之匹配的话语权……逼迫我们不得不站在一个全球的视野考虑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经过正本清源，我国的资本市场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强大的本土市场。2005年启动的股权分置改革从根子上消除了资本市场最大的障碍，中国股市真正实现了市场化，目前市值已经高达26.6万亿元；与此同时，包括创业板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已经初步建立；越来越多的国人加入到投资者队伍，多元化的投资理念日趋成熟。

  放眼全球，2008年金融危机在重创全球经济的同时，也给新兴加转轨的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核心的资源、核心的技术、核心的人才、核心的全球商业网络，这些中国经济转型最缺的东西，可以用更为低廉的成本获取。

  资本市场进一步国际化的先决条件——强大的本土金融机构、强大的本土资本市场以及强大的实体经济，已经初步具备。我们已经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

  作为国际化的重要一环，国际板正在准备启航。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征求意见，国际板的范畴已明确，相关规则、技术准备、监管合作等，也已取得初步的成果。按照国务院全面推进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步伐，国际板的推出已箭在弦上。

  可以说，国际板就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中转点，是未来中国国际化过程中最为关键的跳板。

  国际板一方面可以将国内过剩流动性转变为对世界一流企业的股权投资，推动中国由生产大国、储蓄大国转变为投资大国，另一方面可以在资本输出的过程中防范境外投资的巨大风险，在市场运作机制、市场监管方式、市场服务体系等各个方面向国际标准靠拢乃至看齐，以国际一流的标准和最佳做法来示范、影响A股市场，加快A股市场的成熟化进度。

  “中国应该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走一条渐进式的国际化之路。”清华大学教授、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李稻葵表示，从现在开始，在加强监管的同时，进一步放开境外资金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步伐，并逐步吸引境外企业和机构到中国上市融资。

  在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这种独特的、渐进式的模式，一定能使中国在不久的将来，拥有一个在国际上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同时又直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证券市场，而一个成功的中国证券市场，同时又对世界经济从危机中复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提振作用。

  至此，100多年来的“东方看西方”，在中国证券市场横空出世20年后，逐渐转化为“西方看东方”。东西方凭借金融资本市场的平等交流、融合、相互促进，为一个和谐共赢新世纪的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未来若干年中，借助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我们将成功实现经济转型，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成就一个古老东方大国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