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的呼唤

  (上接封一)

  证券业的垦荒者毫不讳言，成长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转型时代的这批人，对资本市场并没有亲切感。巴菲特、索罗斯等人生来血液里就流淌着资本市场的天性，而中国第一批券商和基金的创始人则成长于传统的体制内。上世纪80年代赴日学习证券的研修生中，很多连“证券”和“政权”都分不清楚。

  1997年开始筹备的基金行业也是“从平地起的万丈高楼”。现在已管理上千亿资产的南方基金公司总经理高良玉，回忆起当年行业筹备之初的培训状况依然感慨：“记得有一次老师提了个问题，什么叫做对冲基金，没一个人答得出来。”

  “洋为中用”自然成了中国机构诞生初期的主基调，而大规模的学习场面则是中国证券立业之初的独特风景。

  首批基金公司之一的博时基金总经理肖风回忆起当时的“求学岁月”，印象深刻：“公司成立之初的那两年都是学习。一方面每个基金公司有各自独立的课题去研究，另一方面同行也会集中在一起探讨一些关键问题、交流情况，整个行业的风气就是拼命地学，这是中国人的特点。”

  古老的中国大地孕育着巨大生命力。贫瘠的土壤并没有阻挡中国证券机构如同雨后春笋般破土，一批以证券市场为职业的新鲜行业“忽如一夜春风来”。

  1987年9月19日，新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正式成立。随着独立证券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纷纷成立，中国证券经营机构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短短几年时间，银行、财政、信托等金融部门和一批大型国有企业纷纷出资兴办证券经营机构，上百家区域性证券公司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证券公司不仅有市一级的，有省一级的，还有“中央级”的。华夏、南方和国泰证券三家“中央级”全国性证券公司的成立，更是将证券公司的发展推向高潮。

  与证券公司相比，基金公司的发展时间要稍晚一些。1998年，首批基金公司成立，人们习惯把最早成立起来的一部分基金管理公司称为“老十家”，他们包括：南方、国泰、华夏、鹏华、富国、嘉实、华安、博时、长盛和大成基金公司。

  中国市场起步晚于发达国家近200年，属于典型的“政府推动型”市场，带有明显“追赶色彩”。“引进”和“推动”是中国证券市场所有相关主体发展的固有特点。

  中国证券机构的发展也是如此。拓荒者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积极吸取国际同行们的先进经验并将其融入到中国智慧之中，开创了中国机构时代的一个新纪元。

  但早期过快发展和同质化，形成了整个行业一哄而上的格局。由于缺乏对证券机构长远发展的科学规划，在宏观经济历史中曾经出现“粗放式高能耗”的发展模式，也毫无疑问地体现在本应是集约型的证券业上。这为证券机构日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很多事情，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印证了一句俗套的台词。

  盈利之患

  20年了，中国证券机构的主要盈利模式仍然是坐收佣金和管理费。“先天不足”导致了后期发展充满坎坷，而路径依赖又成为证券机构难以解放思想的重要因素。

  如同一切宏大的历史，偶然事件的背后是必然的逻辑在作用。

  1990年 — 2000年，中国券商的第一个十年是在快速扩张中走过的。初期的积累期异常轻松，仅靠一张经纪业务牌照，很多券商就完成了资本积累，这个时代的机构盈利模式就是“坐地收钱”。

  当证券业务的竞争开始趋向高潮，第一代券商坐享超额利润的日子就结束了。但对“牌照优势”和佣金收入的心理依赖，让证券业仍陷在“红海竞争”中不能自拔。

  当投行业务需要依靠关系才能觅到好项目，如何才能在上百家券商中脱颖而出？部分券商苦苦思索的良策是：扩张自营。

  1996年后，证券投资业务悄然成为证券行业新的“重点业务”，证券机构纷纷成立自营部、证券投资部、资产管理部，涉足股票投资业务。深圳一家大型券商，一度成立了包括证券投资一部、二部、三部，资产管理一部、二部、三部、直接投资部，以及若干资产管理子公司在内的庞大和繁复的投资团队。“经纪和自营双驱动”的业务模式开始登场。

  投资业务需要资金，对外融资成本高昂，证券公司为了保证投资业务盈利，开始大量挪用客户保证金，违规开展承诺保底收益的委托理财，并采用“坐庄”的模式操纵市场，南方证券、闽发证券等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

  “通过炒股票完成原始积累，随后再以高薪挖来竞争对手的优秀团队，或是并购中小券商，最终实现自己做大做强。”在不少券商的业务规划中，投资和券商常规业务形成了互为促进的链条——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赌博式逻辑。

  赌博式逻辑的后果很严重。截至2003年底，全国132家证券公司总计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640亿元，挪用经纪客户债券134亿元，违规理财1853亿元，账外经营1050亿元。券商超比例持股的“庄股”有99只。

  赌博式逻辑也很脆弱。因为这个逻辑有个至关重要的前提——证券投资不能亏。而2001年开始的大熊市，恰恰摧毁了这个逻辑的前提。根据监管部门统计，至2003年，84家证券公司已存在1648亿元流动性缺口，其中34家公司的资金链随时可能断裂。

  巨大的投资规模和期间的灰色利益链条，还导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后果——风控体系失效了。曾任南方证券总裁的阚治东，在其回忆录中提及，直到赴任南方证券一年以后，他才第一次看到了全公司投资体系的底数，而这个数字和公司报给监管机构的数字就没对上过。

  “灰色”的东西始终无法长久。阳光模式才是根本。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中国证监会对证券行业开展了长达数年之久的综合治理。券商综治期间，证监会累计处置了31家高风险公司，清理账户1153万个。对27家风险公司实施了重组，使其达到持续经营的标准。19家公司被责令关闭，7家公司被撤销，4家公司被撤销业务许可，14家公司和9家营业部被暂停业务，一批涉嫌刑事犯罪的公司及其责任人被移送公安、司法部门调查。

  荡涤一空的还有“高风险、高杠杆”的粗放式经营模式。在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生死考验后，中国机构们明白：一个合规、阳光、健康的模式才是真正可以持续的模式。湘财证券前董事长陈学荣后来总结说，“证券公司是金融服务商，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投资商，大量去买股票卖股票，折腾市场，折腾这个那个，这是错误的。”

  现代金融企业应该是什么样？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一次全国证券公司规范发展座谈会上给出了标准，即“治理健全、风控有效、资本充足、诚信合规、专业精湛、服务优良”24字方针。

  经历了冲击之后，中国券商行业终于在一系列政策驱动后，再度找回阳光的发展模式，这不啻是中国机构在执业前十五年的最大收获。

  可以说，在走过了10多年的弯路后，中国机构终于进入了合规时代，并且逐渐改变了“靠天吃饭”的旧盈利模式。

  而这一切，仅仅是解决了证券机构生存的合理性问题，并不足以产生巨大的驱动力赶超高盛、富达。

  中国的机构切莫沾沾自喜，更不能混淆合规经营与固步自封的范畴，这会带来进取心的丧失。而那些强大的西方机构，它们的野心、贪婪和手段，上百年都未曾改变。

  壮大之道一：重视创新

  工业革命给世界带来的最大启发是：新技术和新发明，创造出伟大的公司。飞梭纺纱机的发明、蒸汽机的推广，电力的出现，汽车的诞生，人们只有抓住这些创新才能铸就成功。亨利福特出生时，美国只有1/5的人口住在城市里，而当他去世时，这个比例成了4/5，他在创造伟大公司的同时还改变了世界。

  证券业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壮大之道，首在创新。

  确立了一个方向，就能顺利达到彼岸？童话般的表述永远掩饰不了残酷的现实。市场在变化，形势在变化，客户在变化，你的经营模式能不变？

  证券业务的“消化、引入、创新”就不乏成功的例子，2001年国信证券就开始起步试水经纪人模式，一定程度上借鉴的是美国美林证券崛起的例子，2002年国信全面铺开经济人模式，经纪业务市场份额排名直线上升，在2007年，该公司最大的营业部实现利润相当于一个中型证券公司。

  开放式基金的创立某种程度上就是被市场变化“逼”出来的。2001年3月，在封闭式基金发行受阻近一年，行业发展遭遇瓶颈之时，开放式基金的筹备启动了。

  华安基金被确定为首家开放式基金的试点单位。短短半年内，一群自称“无需充电”的人开始忙碌起来，围绕开放式基金的注册系统、交易系统、网点联网和危机紧急处置等各个技术环节进行攻关。“在那半年时间里，核心团队很多人几乎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但好像也不觉得累，当时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徐红光说。

  博时的第一只开放式基金发行同样十分辛苦，因为这是行业内第一次全国性的基金营销。“虽然很辛苦，但第一个开放式基金启动销售的那天下午，建行告诉我们卖了三十多个亿的时候，有人在公司楼道里放起了国歌。”在肖风看来，博时至今没有自己的司歌，放国歌非常契合在重大事件表达激动心情的意境：“那天庆功宴喝醉了很多人，对公司很多人来说都是十分宝贵的记忆。”

  但并不是每次创新都会成功。机构研究业务就是个例子。2001年后的熊市彻底覆没了一部分行业人士的信心，当时内地几家券商同时取消了研究部门，以“控制成本”。与此相反，申银万国、国泰君安等老牌券商则继续用不同的方法扶持研究机构。数年后，“曾经控制成本”的券商不得不以数倍的代价来重建队伍，回头参与研究市场的竞争。而早期积累的老牌券商们，每年从买方机构处获得佣金就已经达到了上亿元。

  善假于物，逐步创新，在中国机构的成长道路上几乎是个无处不在的“达芬奇密码”。从独立证券研究所的设立，到融资融券、股指期货业务的开通，从中外合资基金公司的成立，到开放式基金的出海，中国机构生存壮大过程中的“求学脉络”清晰可见。

  创新未必成功，不创新则必然平庸。“不发展是最大的风险”，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说。

  壮大之道二：与狼共舞

  模式的突破需要新的市场环境的刺激。在招商证券总裁杨鶤看来，走出国门和国外顶尖机构交流、交手的机会非常重要，“要有与狼共舞的勇气。”

  “我认为首先要走出去学，国外大行在产品的创新能力、客户服务水平、专业化程度、交易效率、内控管理、风险控制等很多方面都值得国内券商学习。毕竟国外的证券市场发展了几百年，而我们只有20年，我们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要把握并购的机遇，“我认为需要通过兼并的方式，迅速整合出具有国际级实力的大券商，与外资投行相抗衡。”南京证券董事长张华东认为，券商依靠自身的发展慢慢强大起来固然可行，但速度太慢，而并购方式则可加速这一过程。张华东支持由政府牵线搭桥的模式提升整个证券行业的集中度，培育出颇具实力的内资投行。

  国金证券副总裁纪路认为，机构自身的文化非常重要。“证券机构的超常规发展，可能会面临企业文化冲突的问题”，他非常担心。

  要重视内地经济的机遇，中国资产管理业要增长最大的前提是国家经济的高速成长和国民财富的积累水平。博时基金总经理肖风认为，“中国的资产管理公司是不是能够成为全球排位前100位、前50位，一方面是国内腹地市场的发展，因为，全球资产管理公司业最发达的美国市场客户资产来源也是一半以上来自本土的。另一方面，则是我们投资能力，尤其是对中国和邻近亚太市场的投资能力能不能保持领先。”

  壮大之道三：体制突围

  更多的声音则是呼吁：激励机制的突破、业务限制的“松绑”。

  “高盛为什么比我们强？强在它的激励机制更加到位。”东方证券副总裁王国斌表示，投行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行业，投行要像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那样，把个人与公司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这样他就更愿意长期留在公司，他会以一种主人翁的态度来看待公司，这样每个人都把自己当成是老板。“我们的券商不能全是国企，应该允许多种模式的存在。”

  “我认为要允许证券公司向有限合伙制转变。”王国斌认为，国内外投行在管理、研发等环节虽然存在一些差距，但这些差距是可以通过学习来弥补的，可是市场准入机制不变，差距就难以赶上。

  而南方基金总经理高良玉则一言以蔽之：最关键的一点是行业呼吁已久的制度突破。

  兴业基金董事长兰荣对此也颇以为然。他认为，证券和基金行业眼前的瓶颈都将随着资本市场价值的提升和业务模式的变革迎刃而解，当然，这些都需要时间，行业也必然会出现洗牌。想在这轮过程中坚持到最后就需要坚守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踏踏实实地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

  站在中国机构发展20年的当口，在一个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场景面前，我们或许已经找到了中国证券市场和中国机构发展的规律。在合规中求发展，在创新中发展，这是历史的巧合与必然。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伟大的中国的机构时代正在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