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陈俊岭 ○编辑 于勇

  日前，广州农商行在启动上市准备工作时宣布，该行未来将在巩固三农业务的基础上，实施攻占中心城区的“固农进城”战略。继12月16日重庆农商行H股上市后，多家农商行正摩拳擦掌筹谋上市计划，而在“务农”与“进城”之间的摇摆，则凸显了农商行当前定位的尴尬。

  “进城”盈利

  “经过仔细研究，我们决定必须向三农以外的业务发力！”日前，广州农商银行行长王继康对外宣布了其攻占中心城区的“固农进城”战略，计划明年该行将在今年增设了20多家中心城区网点的基础上，继续增开二三十家网点。

  此前，该行副行长陈健明也曾公开表示，农商行原来的目标客户是农村，但如果还固守农村和农业这个阵地，发展空间将会越来越窄。因此要在立足农村市场的基础上，围绕“务农进城”这一目标进行全方位转型。

  事实上，广州农商行的“进城”战略并非个案。在目前已组建成立了数十家农商行中，尽管多数农商行对“三农”领域的资金投入总量仍逐年增长，但增长幅度远不及对其他行业资金投入的增长幅度。

  据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09年许多农商行的贷款领域集中在房地产业、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尽管农商行服务“三农”的定位短期难以改变，但作为商业银行，农商行有服务于风险程度低、利润率高的客户的趋利性。

  在上述报告撰写人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王光宇看来，改制前农信社的客户范围受到政策限制，只能服务低端客户，但改制为商业银行后，面对城镇高端客户带来的收益，农商行信贷资金的分配与流向自然会受到影响。

  “涉农”困惑

  自2003年启动农信社启动改革以来，目前已有数十家农商行组建成立。区别与城商行大多起步于城市信用社，农商行前身则多为农村信用社。因此，立足“三农”，掘金农村金融，则被视为农商行相比其他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

  然而在实际中，由于目前涉农贷款小且分散，又大多缺少抵押品，因此农商行面临比城市业务高运营成本。以重庆农商行为例，近年来该行零售贷款中无担保贷款正在逐年下降，而住宅按揭业务等城市业务的比重正在增加。

  对此，江阴农商行董事长赵益给出的解释是，当前农商行目前面临着规模、质量和效益等多方面的压力和困难。一方面，在日益激烈的金融竞争中，农商行的市场份额正在日渐缩小；另一方面，业务准入门槛的限制对农商行组织资金工作也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除外，农商行为体现对“三农”的支持，农业贷款需按基准利率要求执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商行的盈利能力。

  与此同时，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东部沿海一家农商行，由于其大部分利润来源于城市业务。为更好地参与金融市场竞争，曾希望将农商行的“农”去掉，但考虑到管理层可能对涉农金融机构在上市问题上会有所“照顾”，于是继续沿用农商行这一称号。

  寻找平衡点

  12月16日登陆H股的重庆农商行在首日破发后，近期走势一直表现不佳，截至28日下午收盘该股收于5.11港元，较招股价5.25港元仍跌2.7%。而其摇摆于农村业务与城市业务的定位模糊，让外界也对该行的未来成长性产生质疑。

  因为在城市业务上，相比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农商行不具备与他们正面交锋的实力，尽管在当前部分地区金融竞争仍存在空白点的情况下，农商行存在一些机会，但从长远来看，农商行必须立足农村金融，实行差异化定位。

  毋庸置疑，由于三农的重要性，农村金融也一直受到各方重视。在今年6次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中，前三次对涉农金融机构维持不变。近日，银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也表示，银监会将一如既往地积极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公开上市，大力推动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发展。

  因此，如何在服务三农与商业利益间寻找平衡点，既考虑如何不违背农商行改制的初衷，又合理反映经营中追逐利润的诉求，处理好发展中的战略定位和业务模式，则是绝大多数农商行的必答题。

  著名经济学教授茅于轼认为，农村金融大有空间，制约农村金融发展的障碍在与，遵循与城市业务一样的存贷款利率，难以支付起相对高昂的农村金融开发成本，因此需要放开小额贷款的利率。

  在他看来，农村需要总资金潜力非常大，中国有6亿农村人口，大约1亿个家庭，按照平均每个家庭贷3000元计算，农村贷款总需求就有300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