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环金钟，寸土寸金。这里汇集着香港地区消费最为昂贵的三家五星级酒店，香格里拉、港丽以及万豪酒店。每年三月下旬是内地大型国企年报集中发布的时间，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大型银行不约而同地选择在这里召开业绩发布会。纷至沓来的年报发布使得金钟这些五星级酒店的生意火爆异常，早在两个月之前，这些价格昂贵的酒店基本上就被预订一空，媒体记者、银行高管、证券分析师纷纷从四面八方集聚在这里。

  而即便是在平日，当你漫步于维多利亚湾，从九龙向对面的香港岛望过去，你会发现维多利亚湾仿佛成为中国内地银行“走秀”的T型台：工商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维多利亚湾迷人的景色里闪现着中国银行业形象展示的“摇曳身段”。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上市的有力推手，中国银行业的如此繁华景象将安放何处？

  而从某种意义上说，银行业与资本市场的改革，已然早早在一个特定历史时点，产生了无法分割的交集。而这个时点，就是2005年至2006年。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吴晓求回忆说：“在2005年资本市场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时，证监会是将其确定为金融体系改革的一项重点工作来推进的。”而结合当时中央确定的金融体系改革重点是银行业改革，这就在时间线上，将银行改革与资本市场改革联系在了一起。两者在时间上的高度一致，再次印证了银行业改革与资本市场的改革其实是同步进行的，尤其是资本市场必须要为银行上市创造基础性条件。

  随着2006年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的基本完成，市场基础设施建设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已为迎接大盘银行股的到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但是，自从中行、工行上市伊始，市场的质疑声就没有停止过。一直有观点认为银行的盈利能力很强，根本没有必要到资本市场融资。但事实上，由于商业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银行曾经承担了太多的政府与财政职能，如果继续任其发展，银行还会继续制造新的不良贷款，不仅不能成为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还可能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巨大风险，随时危及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

  “不破不立”，为了避免陷入恶性循环，就要改变银行的决策机制，而这自然首先要从改变股权结构来切入。一位监管机构的人士表示：“现在对于全球企业的监督管理，最有约束力的，就是把它变成公众公司。到目前为止，这是企业治理和企业管理文化过程中，能够运用的最有效的机制。”该人士认为，核心的问题是要制止银行继续制造新的不良贷款的机制，这个问题远比解决历史包袱（存量不良贷款）更重要。

  郭田勇认为，国有银行上市虽然的确能够实现融资需求，但它们的上市并不是因为缺钱，而是主要通过上市推动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使得决策多元化，“引智”大于“引资”。此外，上市以后，也的确能够提升银行业的影响力、声誉。“国有大型银行的上市，并不是改革的目的，但却是推进银行改革的必经阶段，而且不可代替”。

  一家国有银行行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坦言：“过去我们自身的经营目标往往在内部人治理之下，按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运作体制，不能说不重视利润，但是我们所重视的利润，往往是按照我们内部人提出来的预定目标，去追求企业发展的目标。而上市后，必须按照上市公司的要求、按照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要求去进行运作。”该行长认为，投资者用脚投票的本身决定了一家银行的成功与失败。所以股价是决定投资者用脚投票的一个指示器，而用脚投票本身决定了银行是否具有相应的资本扩张能力。这又决定了银行未来发展是否具有较强的持续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一位监管机构的人士坦言：“应该说国有银行上市后，并没有彻底达到脱胎换骨的理想状态，但旧有的、不合理的决策机制彻底颠覆了。如果要给银行改革上市的成果打分，至少在65分以上。”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认为，国有商业银行通过财务重组、股份改制、引进战略投资者、公开上市，在经营理念、公司治理、风险管理、产品创新等方面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建立了相对规范的公司治理架构，资本充足率提高，资产质量改善，盈利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增强。

  而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也撰文指出，我国金融业在这次历史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到实质性冲击和损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商业银行通过在资本市场改制上市，显著增强了金融系统的整体抗风险能力。主要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治理水平和抗风险能力大幅提升，金融业的整体运行质量大为改善。

  或许，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解答了最初的疑惑:上市，对于中国银行业的改革而言，是毋庸置疑的必然选择。

  “风雨不动安如山”，走过20年风雨，中国银行业与中国资本市场和衷共济，必能经受住市场更猛烈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