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抚顺这个东北工业重镇近日再度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但这个焦点却不在于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问题。细心的网友在年底政府采购网的招标公告中发现，以抚顺市财政局办公室为采购单位，内容包括U盘、移动硬盘等6类办公设备的公告中，其中U盘一项被指定为“苹果iPod Touch4（32G）”。这本已是当前地方政府采购中的一种常态化现象，实际上大多数人也已习惯了那些官员手中耍着时尚的iPhone、iPad。毕竟，追随时尚奢侈品并没有官员和非官员之分，但敢在网络上如此公开招标公款使用高价时尚产品项目，实属罕见，也难怪会在国内媒体掀起轩然大波。事后，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这一采购计划被迫中止，换成单价1000元左右的、同等存储容量的新邦Cenby F83，之后还有一长串的、并不带有实质性改革的整顿意见。

  而更有意思的，则是抚顺官员那些哭笑不得的辩解词：“当初是想买一些保密程度高、质量更有保证的U盘，所以就选择了iPod”、“采购员业务不精”等，诸如此类几已成为“八股”腔的推诿之词。内中所含的委屈和不甘，笔者以为是更值得深究的。

  不妨举个启发性的反例：最近发生在新西兰首位华裔内阁部长、新西兰民族事务和妇女事务部长黄徐毓芳的辞职案。据报，这位能干的女部长仅仅因为涉嫌公款用于私人海外旅行而被迫辞职。细查这一案件，黄徐毓芳部长只是在国际度假期间为丈夫一些生意上的协议签了字，为其丈夫的生意节省了某些开支。按理说，既然是在度假期间的行为，应该不在质问范围之内。但独立调查员的一些质疑，并没有引来这位部长的任何辩解，而是直接辞职，以免影响当届政府的公信力。不少当地的媒体由此甚至认为，过于严厉的管制，捆绑了那些有才干官员的手脚。

  处于转型国家的中国大多数公众，听闻某些地方政府机构的年终花钱、高价采购之举，不免对于这些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满腹狐疑”，而某些官员一遇质疑或推卸责任或辩解，两三个回合下来，有时就演变成了一场不着边际的“口水战”。我们要问的是，究竟应该如何完成这种转型财政体制的成熟转身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经济学命题：“谁来监督监督者”。一个看似拗口，但似乎也找不出更好描述逻辑的永恒性命题，对它的思考不仅有利于企业等微观组织的生产问题，同样也关乎国家这些宏观政治组织的命运。

  当然，这么说，并不等于目前就没有办法来缓解这一管理悖论。正如以上两个案例对照那样，过于严厉的监督力度会使得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失去生产的积极性，甚至低于正常的积极性，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年发达国家经济学家和民众在实践中开始担心“严厉监督力度”的危害。当然，过于宽松的监督力度也能产生过度的生产积极性，而且很容易产生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之间的相互勾结，相互佐证，联合进行更为隐蔽的腐败。这就是民众对一些地方政府机构心存疑虑的地方。

  从客观来看，我们要从当前的监督力度转向发达国家成熟的监督体制尚需时日，不过，眼前仍有不少的问题是亟须解决的。比如，对揭露腐败的“深喉”的监督和举报行为是不是应该保护？如何保护？随着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对政府行为的监督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而政府被监督的需求也在增加。从“天价U盘”的案例中，国人开始意识到民间“深喉”对政府财政改革的热衷和其潜在的能力。很显然，财政局之所以敢将这些“天价U盘”放在网上公示，是因为其本身就是一个地区公共财政支出的监督者，在体制之内似乎很少有监督的力量存在，根本谈不上合理的监督力度。而恰恰是近些年来这些潜在的、自发性的“深喉”们出现，使得这些公开性的腐败现象大大减少。这些自发性的“深喉”，再加上媒体的力量，笔者以为，应是未来反腐中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再次，就是政府该如何处置这些违规事件？应该从轻，还是严惩不贷呢？这些都是眼前亟须解决的社会性问题。

  至少，在我们今天的行政管理体制下，上级机构的行政力量应该是积极存在的。因此，一旦查实了违规违纪，就必须严肃处理，或者移交相关法律部门，而不是从轻发落，甚至帮助其下属“辩解”。这样，一则可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增加社会监督力量的参与力量；二则也可减少这些官员“公开性”腐败。在笔者看来，这些“公开性”的系统性腐败远要比之前的零散性腐败严重得多。在接下去的社会改革中，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