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东

  不管是发达还是新兴经济体，针对2007年源自美欧发达国家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在差不多的时间里，都采取了比较协调一致的大规模政府干预。不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力度之大，方向之一致性，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知识界、舆论界对此的争论则非常激烈。至于实际部门如何设定这一空前政府干预的退出机制，或者在何种条件下退出，分歧就更大了。在我在看来，以下三种解析是值得关注的：

  第一，将金融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失控归于监管缺失，这恐怕是当前最有市场的一种意见。的确，不能否认，监管的缺失，正是导致某些金融创新以至投机严重脱离实体经济基础的原因，更使得财务作假和金融欺诈肆无忌惮。作为各种严格契约规制下的经济活动，特别是经营对象是有着普遍公共性的信用货币，金融机构及其行为，理应受到适当而有效的监管。但值得提醒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借助这次政府通过公共财政与中央银行渠道，以担保、贷款融资、直接购买不良资产与股权，甚至全盘国有化的方式，将金融监管演变为对所有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与工具的直接控制。并且，这种主张因政府直接控制模式使新兴经济体免于剧烈金融动荡而得到加强。

  问题是，当我们梳理人类的经济金融史时，不难发现，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无不镶嵌在具体的政治框架之中。”真正成为在较长历史时期内具有广泛影响与积极作用的金融市场中心的，无论是早期的意大利城市国家，还是随之兴起的诸如荷兰这样的低地国家，以及后来的英国和当今的美国，无不是那些政府权力大受限制的国家。正是相互制衡的民主政治，使得君主和政府的权力被限制在适当范围内，拥有了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金融中心，而金融中心无疑对其称霸全球起到了支撑作用。否则，不管自然资源多么丰富，也不论搜刮了巨额金银货币，还是形不成金融中心，并在大国竞争中败下阵来。对此，西班牙和法国都是最好的例证。

  笔者以为，认识这一点，对目前的中国有着极其积极的借鉴意义。作为危机应对的特殊阶段，政府对经济干预力度加大，难以避免，但无论如何，都不应借此退回到原来那种政府直接控制经济的“旧体制时代”。那一时代已被无可辩驳地证明，既没有效率，更不公平公正。没有在民主与法治建设道路上的艰难推进，断然不会有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进步。

  第二，将危机起源的资产市场泡沫膨胀与破灭，以及随后的经济衰退，归为人性的贪婪与恐惧。强调这一点者，大多是非经济学者。不少学者将贪婪与恐惧归于人的情绪波动，而部分经济学者则归于动物精神。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乔治·阿克洛夫教授，连同倡导行为经济学并正在风头上的美国耶鲁大学罗伯特·希勒教授，干脆以《动物精神》为题，合作出版了一本探讨动物精神如何推动经济变化的著作。

  传统经济学向来以“理性经济人”为假设前提，直到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首次提出了动物精神——意指投资者所具有的非理性心理与行为后，非理性或者不完全理性抑或有限理性，才被陆续引入了有关经济波动机制的经济学分析中。尽管如今看来，有限理性的假设更接近现实，但是，用动物精神一词来概括，仍然欠妥。在这个星球上，恐怕只有人才是精神的主体，而动物，只有本能。更不用说，就理性而言，也只是相对的，仅仅针对特定主体和时空而言。对甲是理性的行为，对乙就未必。否则，就没有了利益之别，更没有了竞争和市场经济。一时认为是理性的举动，过后换个条件看，未必就不是一种情绪或本能主导的结果，如不然，就不会有后悔一说。由此，无论哪个决策，既不能说是完全理性使然，亦非完全由情绪所决定。人是动物本能与理性精神的混合体，人的决策也必然是这两者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正因人们的决策并非是完全理性的，才使任何一个决策和行为都具有不确定性，也就是具备程度不同的风险，进而才有大小不一的风险补偿收益。要不，人们怎么都承认，企业家也是冒险家呢？如果每个决策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不留一丁点不确定性和风险，那百分之百地成不了企业家。

  第三，将这次源于美国的危机看作是大国陷落或美元崩溃的开始，诸如《美元大崩溃》、《即将来临的崩溃》、《大国的陷落》、《清算美国》等财经畅销书，都是这个调子。

  尽管盛极必衰近乎历史必然，但对于这次危机是否是美国及其美元衰败的征兆，目前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现在知道的只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的崛起与衰败都非一朝一夕之事。就可预期的将来看，不管是政治机制，还是经济机制，美国都恐怕很难遇到像样的挑战。因此，我们也就很难看到美元会在可预期的未来走下国际货币的神坛。

  对于中国，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对此有个正确的认识，就不会因一次空前危机，而对自身短处和他人优势视而不见，甚至将自身劣势当作长处，而将他人的长处当作劣势。唯有如此，才能在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上继续稳健前进。（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