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业安

  通胀可以是需求持续上升或是要素价格持续上涨导致的，当然也可能是人们的心理因素导致的。现在看来，治理人的心理可能要比治理需求和供给因素更难。因为人的心理不好琢磨，看似波澜不惊的一个政策出来，却可能激起千层浪。各国央行为此伤透脑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早先曾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如果老百姓都能预见到央行的调控政策，那么这个政策也就失去效果了。道理何在？比如现在物价涨幅持续保持在4%以上，如果老百姓和企业都是具有卢卡斯式的“理性预期”，就能预见到央行会加息，于是就会相应采取措施来应对加息的后果。结果加息已没啥用处了，因为老百姓和企业早就反应过了。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如何才能让政策产生预期的效果？只有一个办法，不让外界预期到。于是即便物价上涨幅度有点大了，央行却一直憋着不加息，等大家都以为不加的时候，猛的加一下。不过，这一招在开始的时候，超出预期的突然袭击还挺管用，可用多了，大家都习惯了，效果也就大打折扣了。要学卢卡斯，也得真的领悟其思想才行，否则就成了东施效颦了。

  频繁的超预期出台政策不仅不利于稳定人们的通胀预期，反而会扰乱老百姓和企业的心态，导致预期的波动加大，这反过来会加剧物价的波动。首先一点，那会让老百姓和企业无法做出稳定的具有远见的预期，结果大家很可能转而采取短视型预期。这一点体现在股市上，可谓淋漓尽致。由于对政策缺乏远见性预期，市场上各种类型的投资者于是都采取短期、甚至超短期的策略，市场过度波动就难免了。一些专家和监管者把这归结为投资者的幼稚，却忽略了投资者的这种幼稚情绪的根源。

  如果频繁采取超预期的政策，还会带来第二个问题，那就是影响政策当局的声誉。而如果老百姓和企业对政策当局的声誉表示怀疑，接下来的后果就是在预期中更会加剧短视行为，于是经济活动中游荡着众多的惊弓之鸟，股市随之也就演绎出一惊一乍的行情。

  过去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严重依赖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假定，所以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政策当局，关心的都是如何充分利用老百姓和企业所拥有的信息。要么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透明化来完善其信息，以方便老百姓和企业做出理性预期的决策；要么采取超预期的政策，利用老百姓和企业的信息不对称，来获得更好的政策效果。但这些经济政策无一不是建立在当事人理性预期假定之上的。这样的政策以及背后的宏观经济理论忽略了一个关键的事实，那就是普通老百姓也好，企业家和受过严格经济学专业训练的专家学者也好，其实都不可能满足理性预期的要求。即使承认我们都很理性，但这种理性也总是有局限性的，这也就是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所讲的“有限理性”。美国心理学家卡尼曼等人经过长期的研究发现，我们每个人都频繁地采取启发式决策，那就常常会陷入到框架效应当中去。所谓启发式，就是说决策时经常凭借直觉和经验，并不会经过深蓝计算机一般的精确计算；所谓框架效应是说，当我们决策时，总会受到各种形式外表因素的干扰，而常常忽略内容。

  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卡尼曼以“前景理论”新方向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假如他的研究团队的研究是正确的，那么采取启发式和框架效应的老百姓和企业面对宏观经济政策会做出如何反应？首先，大家肯定不会理性预期，因为自身的认知能力达不到。比如，即使现在通胀连续在4%以上，我们能计算出均衡利率水平么？你就是把全国的经济学家集中起来，恐怕也算不出来。既然算不出这个均衡利率，当然也就做不出理性预期。其次，如果我们无法理性预期，那么前面所讲的短视型预期就会出现，并且会被超预期的政策强化。道理很简单，按照启发式，既然央行采取了超预期的政策，那么人们也就会推测下次也是如此。无论下次是否真的超预期，人们不会再考虑下下次，而是考虑近期的下次就够了。如果政策不规则，那就更不要考虑远期了。

  最后，作为有理性的老百姓和企业面对频繁超预期的政策时，不仅越发短视，而且在这种短视中，试图去思考远期的问题，这就又会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突。即在本想考虑点远期但眼下的政策环境却使得人没有可能去从长计议而不得不短视的情况下，人的内心就会很痛苦，很焦虑。这种心理会通过外在的行为体现出来，表现为严重的情绪化。短视型预期加上情绪化，后果就很严重。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