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全球，对国有企业投注最大精力的当属中国了。而由于国企改革一直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难题，倘若中国对此获得重大突破，则不但具有政治上的意义，还具有经济学上的意义。如果在公司治理、业务创新和国际化能力建设方面拿出实质性改革举措，则国有企业完全有条件成为国际顶尖企业所敬畏的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

  章玉贵

  如何看国有资本的收益和支出，国企内外的评判差别之大，从本次“两会”代表委员们的热烈争论中可见一斑。

  有政协委员认为，“现在的国有企业特别是一些中央企业真是财大气粗，作为全民企业，利润该让全民更多分享。”对此，同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回应说：关于上缴红利的问题，国企又一次被媒体和民众妖魔化了。杨行长举例说:“有学者说国家给国有银行注资那么多，国有银行利润竟然一分钱不上缴，这是胡扯，工行每年现金利润上缴50%。”

  为什么在中国经济棋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承担着重要社会职能，也为国家和普通市场主体提供了诸多收益与不少福利的国企，近年来所获得的社会评价却呈每况愈下之势？个中缘由，值得细细探讨。

  笔者认为，如果能真正将30年来国企改革的成本和收益关系进行量化测算，将使我们能更直观地评价国企改革的成果和意义，但在讨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与收益时，量化指标只能作为参考。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国企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实在是太重要了。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一直是国民经济支柱，其健康状况直接关系中国经济的整体表现乃至社会稳定，在某种意义上，更是社会主义的重要标识之一，即便今天国企所占份额只有国民经济的四分之一。

  放眼世界各国，对国有企业投注最大精力的当属中国了，这不仅因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国有资本运营体系，还由于国企改革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临的一大难题。倘若中国对此获得重大突破，则不但具有政治上的意义，还具有经济学上的意义。有人曾预言，如果中国经济学家在国企改革理论研究上取得突破，则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当顺理成章。而中国的国企改革近年来在政府的主导下确也取得了不少进展，部分国企经过大胆改革，沉疴正在逐渐消除，重新焕发出生机，少数更将自己打造成初具国际竞争力的行业巨头。

  世人注意到，在201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一场关于如何使公司董事会的运作更加有效的讨论会上，面对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首席运营官、诺华制药公司（Novartis）董事长等美欧著名企业的领袖，受邀演讲的中外运（集团）总公司董事长苗耕书用汉语向他们讲述自己的成功经验。包括英国《金融时报》在内的西方主流财经媒体对此极为震撼。认为过去主要扮演听众角色的中国国企老总如今在被称为西方话语圣殿的达沃斯传授“管理之道”，折射出中国摆脱经济萧条的速度比其他任何经济体都快，中国的发展模式甚至价值观业已成为值得人们尊敬的东西。而在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国不仅派出了历来规模最大的代表团，而且众多商界明星如魏家福、姜建清、王建宙都在其列。其中颇具国际知名度的中远（COSCO）总裁魏家福还与瑞士雀巢公司总裁、印度ICICI银行总裁、日本三菱公司社长、美国杜邦公司主席以及瑞典AB银行主席一道，担任了本届年会的联席主席。

  关于国有资本收益收取和支出，近几年，中央企业国有资本上缴收益基数平均约为利润总额45%，国企上市股份10%转让给社保基金，竞争性领域国企上缴比例提至上市公司分红平均水平。而“十二五”规划亦明确提出，将扩大国有资本收益上缴范围，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新增部分主要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

  当然，握有最多要素资源的国企确实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国企的经营效率与企业形象也一直存在较大改进空间。而创造了中国8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的民营企业，无论是在产业准入还是在信贷方面，还没能享受与国企同样的待遇。

  显然，在中国经济建设和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中承担特殊使命的国企，目前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公司治理、业务创新和国际化能力建设方面拿出实质性改革举措，并稳步提升对国家和消费者的利益回报和服务品质；已经走上现代公司治理道路上的国有企业，完全有条件成为国际顶尖企业所敬畏的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

  志在打造世界级企业群的百余家中央企业经营者们，亟须切实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加强制度文化建设，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力争将企业打造成具备合理的股权结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内控严密、运营安全的真正适应市场竞争的世界级选手。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