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近期的历史上，几乎每一次大规模通胀，都伴随着某一国家或者地区的社会剧烈的动荡和变革。无法否认，在每一次动荡局面的背后，都有其独有的政治、文化和历史的因素，但通货膨胀却无一例外地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条则是通货膨胀对社会财富的重新洗牌。偏偏中低收入群体在这场财富排列重组的过程中受到的伤害最大。对于富裕阶层，还可以通过财务杠杆，利用通胀来降低自身的债务成本。但是对于中低收入群体而言，却要实实在在地承担通胀对他们生活质量侵蚀的实质性后果。因此，当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遭遇到通胀之时，一个共同的应对措施，就是改善这些通胀中利益受损群体的生活条件。

  但是，世界各国之间采取缓和政策后果的差异是显著的。拉丁美洲国家应对通胀的过程中，就落入了陷阱，经济发展一次次遭遇严重打击。直至今日，不少拉美国家仍然还带着各种各样的后遗症。“拉美陷阱”，也成了很多发展国家成长过程之中挥之不去的梦魇。亚洲一些国家就应对得较好。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日本，八十年代的韩国，都在国内经济秩序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顺利地化解了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以经济结构调整为动力，以民生改善为保障，将经济推上了新的成长轨道，实现了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双重提高。

  正反两面的例子告诉世人，保障民生对于一国经济顺利渡过通胀周期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最近发生在西亚北非地区的社会动荡，与当下全球粮食价格飙涨，中低收入者生活成本高企，均与所在国政府应对措施不力有着紧密联系。

  我国当前面临的通胀环境和我国经济所处的敏感阶段，决定了切切实实保民生的政策一定要尽早得到有效的贯彻和实施。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在国内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即将跨过刘易斯拐点的时刻，尽早通过控制通胀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来确保社会平稳过渡，这也是温总理在两会前的网上答复网友提问以及在两会答记者问时所着重强调的观点。温总理的答问，对持续上升的物价，居高不下的房地产价格和居民收入所得税等问题释放了明确的信号。中央给出了大的方向，政策能否收到预期效果，就完全取决于各个部门各级政府的认识和行动了。

  值得格外警惕的是，在前面谈到的拉美国家的反面例证，其实并非当时这些国家政策的制定者没有意识到确保民生的重要性，只不过囿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有意无意地将中低收入群体的利益诉求给忽视了甚至是牺牲掉了。贫富差距和通货膨胀互为推手，互相强化，就形成了拉美国家中常见的“马太效应”，贫穷者进一步丧失社会资源，富有者则进一步强化了既得利益群体的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从而制定的国家政策总是更有利于自身集团的利益。几个回合下来，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矛盾便越来越激化，以致严重对立。不仅社会公义无从谈起，更有随之而来犯罪率高企，现代都市中的贫民窟等其他严重社会问题，严重威胁社会的稳定和谐。

  我国各级政府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正在戮力同心构建新时期的和谐社会，这个和谐社会的前提，就是把国民的根本利益当作政府执政、施政的核心服务对象。在具体的行政过程中，始终把民生摆在政府工作的第一要位之上。不管是个税起征点的上调，还是平抑物价、房价的各种严厉举措，其核心出发点，都是围绕着民生这个主题。当前的房地产问题，之所以引起方方面面的热议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就在于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经济金融现象，更是关系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议题。因此，仅仅算经济账已远远不够了，更要站在民生的角度，算一算政治和社会的整体收益账了。

  另一方面，在大力发展、建设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网，也会对我国流动性过剩的情况起到很大的缓解作用。这些年来，为了应对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刺激经济增长，我们运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波波地大兴土木，构建覆盖全国的道路交通网，高铁、机场的硬件措施突飞猛进，而软性的投资一样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传统意义的凯恩斯刺激方法，终究会达到饱和点，因此，在调结构、促内需的新任务下，“教育、医疗、科研”等方向的软性投资的意义更为重大。过多的货币会沉淀在上述的相关领域，这种投入很大程度上是无形的，但其作用将非常长远。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投入具有更大的积极的公共外在性和更小的物理局限性，所产生的效益，将更有利于我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当上述软性投资效果显现之时，恰好也为我们实现社会正义提供了关键的契机：让全体人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改善境遇的机遇。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