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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孙建波

  作者系

  中国银河证券

  首席策略分析师

  针对当前通胀压力，我国在持续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同时，还从供求方面严厉打击投机行为。但笔者认为，目前我国面临的通胀压力是结构性的，物价上涨本质上可能与货币的关系有但并不大，相反与人口结构变化的相关性可能更明显，这才是引发当前物价结构性上涨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之所以这么看，是因为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增加了人们对食品特别是对高质量食品的需求，而人口红利的消失直接约束了基础农产品的供给增长能力。人口因素引发的这一“剪刀式效应”或多或少存在于每个“有质量的基础消费品”中，从而直接推高了相关领域商品价格，相关领域商品的供给不足，又导致当前通胀压力具有结构性上涨的独特特征。

  首先，从人口年龄结构看，我国两次人口出生高峰人口分别进入中年或步入工作期，其消费上升的效应相互叠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分别经历了1960年代和1980年代两次出生高峰。当前，1960年代出生的人口已经走过创业期而步入享受期，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正在提高。相对而言，1980年代出生的人口参加工作后不会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单纯地积累，而是会更加注重生活和工作质量。这些因素导致我国当前对生活品的需求突然爆发。

  其次，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从人口的区域与产业分布方面提高了需求能力，这一影响与年龄因素相互叠加。目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我国在2015年前后才会迎来劳动力供给高峰，但这一观点忽略了三个重要问题：一是制造业工人退休年龄要早于法定退休年龄，且退休后再就业倾向很低；二是农民工的实际工作年限更短，50岁以上农民工很难适应新变化的打工环境；三是新增劳动人口中大学生比例激增，很难适应中低端制造业的用工需求。可以发现，我国人口红利衰减过程将肇始于低端劳动力环节，这一变化早已悄然发生。

  人口老龄化与刘易斯拐点相约而至，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开始消失，农民工融入工业生产成为工人和市民的诉求开始上升。过去，农民工不能融入城市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收入极低而不能承受城市生活成本。但如果一个农民工月工资达到3000至5000元，方才可以负担其家庭在城市的生活，此时农民工的市民化才会变得更加可行。

  当农民工转变为市民，对生活品的需求数量和质量都会开始上升。据测算，目前我国城市奶制品和植物油的人均消费量分别是农村的5倍多和2倍。而城市中最高10%收入群体对葡萄酒的人均消费量是最低10%收入群体的6倍多，鲜奶和啤酒则分别是3倍和2倍。从中可以窥视出未来消费发展的一般趋势。

  当前，我国劳动人口恰好处于生活方式转变的蜕变期，需求释放较为突然，但需求释放之后也不会无限扩大。只要食品、医疗保健和住房等商品供给能跟得上，目前国内物价结构性上涨难题自然会“迎刃而解”。

  从我国的经验来看，近10年来基础生活的工业品价格持续下滑，特别是电子电器类商品价格下降速度和幅度更快。尽管食品价格上涨不小，但总体涨幅却不大。相比之下，以房地产为代表的投资品价格上涨最为明显，几乎与货币供应量增长成正比。例如，富人消费的高档白酒、虫草等非生活必需品，成为当前投资品炒作的主力品种之一，涨价幅度尤为明显。这说明，货币增加并不会导致所有商品价格同比例上涨，但非生活必需品和投资品上涨幅度可能会更大一些，从中也暗示了通胀是可以控制的，只要遏制住房地产、非生活必需品等资产价格上涨及其价格泡沫。

  由上分析显见，我国面临的人口结构变化，对当前通胀压力影响尤为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讲，治理当前物价压力如同治理高血压患者，要想彻底治愈这个毛病可能很难，但只要持续吃药，就可以把血压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同样，只要采取市场化和行政性政策措施来化解因人口结构变化引起消费需求提升和相关商品供给不足问题，我们就能及时缓解目前结构性物价上涨压力，最终可以遏制当前的通胀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