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国际分工所形成的产业链上，每个国家和企业都可找到最适合的发展方式。千万不要太在乎自身的位置在哪里，而忘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真髓。因此，盯住并完善在最擅长领域的强势地位，等经济发展到成为“金融大国”的客观条件开始成熟时，再循序渐进，才是中国今天抗衡通胀的最有效方法和今后的发展选择。

  孙立坚

  因为造成中国当前通胀压力高企不落的原因错综复杂，货币紧缩政策的效果有限，笔者因此认为，目前唯一要做的应该是怎样在生产成本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疏导产业资本回到真正做大财富的实业舞台上。这样，才能从本源上遏制或抗衡这种成本(非需求)推动型的通胀和资产泡沫。说到底，这本是一个解决货币配置的问题，而不是解决货币超发的问题。即使货币存在超发，但在目前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面前，通过提高货币配置的效率来缓解货币超发的冲击会显得更加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对而言，非对称的货币政策手段效果会更好些，而这又牵涉到政府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效率与企业相比孰强孰弱的问题。而把配置资源的问题交给市场，政府做好为市场服务和针对市场配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超发”现象实施有效监管，应是政企之间增强市场活力的最佳分工形式。

  当然，缓解日益严重的“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压力，眼下可以有两种“选择”。

  首先，降低企业税负和增加产业转型过程中企业的人力、财力资源扶持，以此提高企业实业投资所需要的盈利空间。同时，目前保持利率和汇率的相对稳定，对抗衡成本型通胀可能利大于弊。因为让产业资本回到实业舞台上的举措，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寄希望于企业通过结构调整来提高盈利能力，尤其在金融危机阴霾还未散尽，内需的形成还需要解决好疏通富民的良性循环机制、改善社会福利、保护消费者权益、提高企业产品质量等问题的时候，更不是能靠简单地加工资、转移性福利补贴等手段就能带动内需增长的。所以，配合现在政府对扭曲的市场价格机制的整顿，财政部和税务局应通过减税来降低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生产成本，继续鼓励民营资本做自己擅长的实业，这些可能都是让大量产业资本重回实业舞台所不可或缺的手段。无论如何，两条腿走路（即一方面适合国情进行破旧立新的结构调整，而另一方面不要丢掉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积累起来的成功经验——传统不等于落后）是确保今天中国结构转型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果一味地加息和升值，或默认成本上升会“倒逼”企业结构调整，都有可能会催生更多的“产业资本”变成“金融资本”，从而使这些事前看上去“出发点很好”的宏观调控政策最终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其次，在加快要素市场改革步伐的同时，充分发挥金融体系在配置大量产业资本重回实体经济舞台的作用。因为要素价格的上升必然会使得盈利能力无法提高的企业退出实体经济，他们手中大量的产业资本为寻求资本运作的高收益而涌向社会，如果此时没有一批社会责任感强的专业化金融机构的存在，包括专业能力强的私募基金、创投基金、风险投资机构等，那中国就缺了一个将大量的“资金”转为能给社会创造财富的“资本”的重要环节！于是，流动性泛滥甚至都不会在日益监管强化的正规的银行业内和股市或楼市的渠道中出现，而会以千姿百态的“豆”你玩、“姜”你军、“蒜”你狠、“盐”死你之类事前无法有效监管的灰色投机渠道中频繁现身。从这个意义上说，规范金融体系外的金融活动，发挥民营金融机构的专业化资源配置功能，去吸收大量流失在银行体系之外的社会资本，然后将其配置到高效率和高收益的实业投资项目上，也是一种克服当前流动性泛滥的应对方法。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如果为了加快金融的发展，而破坏了企业控制生产成本的能力，比如，大宗商品被热炒，人民币升值步伐加快，融资成本日益攀高，商业地产泡沫严重等，那么，这样的“金融繁荣”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就会冲销制造业通过“性价比”建立起来的竞争能力。如何在保持制造业价格竞争优势的同时发展好金融业，无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制造业为主的东南亚国家，都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目标。

  因为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仍处于低端中游环节，希望能尽快成为金融大国而站上世界附加价值最高的产业链末端的愿望很迫切。可是，鉴于中国内需不足所带来的市场消化能力有限的状况，笔者认为，我们不该抛弃自己擅长的制造业，或者不顾目前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对可能出现的金融冲击的承受能力，贸然地加快“金融创新”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因为如果在“破旧”的同时无法迅速“立新”，那么，在残酷的全球化竞争环境中，就将失去自己原先依托的生存环境。由于到目前为止国内资本市场还未完全同世界接轨，所以，我们避免了多次金融风暴的猛烈冲击。而也正因为我们没有体验过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灾难，致使不少人理想化地希望中国既可成为制造业大国，又能成为金融大国，而这种美好的想法往往会让我们迷失发展方向。

  日本、韩国以及多个后起之秀的东盟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曾既想通过稳定的汇率制度来保住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又想通过资本市场开放来实现金融大国的目标，结果让投机资本乘虚而入获取暴利，而这些制造业国家却都先后陷入灾难性的金融危机之中。他们的教训告诉我们：在一个制造业的土壤上，如果过度发展高风险的金融业务，结局必然是让擅长驾驭风险的投机资金，以所谓“公平的方式”顷刻间就拿走制造业国家经过多年才创造出来的宝贵财富。

  事实上，在全球国际分工所形成的产业链上，每个国家和企业都可以寻找到最适合自身发展的生存方式。千万不要太在乎自身的位置在哪里，而忘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真髓——只要把自己手头的工作做到极致，那么，你就是最好的、最强的、也最有安全感。一言以蔽之，盯住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并努力保持、完善强势地位，等经济发展到成为“金融大国”的客观条件开始成熟时，再循序渐进，迈出一些边际上的新突破，才是中国今天抗衡通胀的有效方法和今后的发展选择。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