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东

  快乐和幸福，从没有一个统一绝对的定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诉求。很难说快乐就是幸福，也很难界定快乐和幸福究竟是一时的还是持久的。但可以说，一时的快乐并不是幸福，快乐更多是表层的，而幸福是较长时间的感觉。幸福的内涵也不止快乐。

  效用概念，可说是经济学对幸福的解释和概括。效用最大化是一系列经济分析的出发点与归宿，也是很多模型方程建立的基础。边际效用，亦即增量效用，更是经济分析数学化的切入口。但没有哪个经济学家能给出效用的具体内涵与外延，如同幸福概念，只是笼统的范畴。既含有外在物质财富的最大化，也包含内在身心感觉的最优化。前者有着客观的外在边界，易于衡量与比较；后者则难于观察和把握，更不可量化。尽管经济学上的效用概念涵盖着两方面内容，但学者们的分析基本以物质条件代替了整个概念。所以，不可能从经济学论文中真正看出效用水平到底是多少。

  在现实世界里，人们一面信仰上帝，甘于做上帝的奴仆；一面又十分情愿地做金钱的奴隶。侍奉上帝，是追求灵魂和精神上的满足。伺候金钱，是追求物质层面的满足。这说明，如果仅有一种满足，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但很少有人能同时将上帝和金钱这两个主人伺候好的。所以，不满足甚至痛苦，总是常伴随着绝大多数人。

  也正因如此，经济学给不出完整的幸福分析。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是将每个人假设成“理性经济人”。但只有机器，才是按既定程序与规则运行的完全理性的化身，活生生的人，永远都是感性与理性的混合体。经济学只从理性出发，分析如何追求金钱财富的最大化，因而不能给出人们为什么追求上帝的解释。

  这也就是为什么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还要再写一本《道德情操论》的原因所在。作为经济学理论的《国富论》，讲理性经济人的物质财富创造与积累，强调人的利己性、私利性。《道德情操论》讲人的感性、感情、伦理、内心，强调人的利他性。但这是矛盾的。或许，人就是矛盾的统一体。幸福只是一种对各方面权衡取舍之后的内心平衡。

  或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斯密才综合了他的两本著作得出结论：“对自己幸福的关心，要求我们具有谨慎的美德；对别人幸福的关心，要求我们具有正义和仁慈的美德。前一种美德约束我们以免受到伤害，后一种美德敦促我们促进他人的幸福。”显然，斯密同样在追求观念和主张上的平衡。

  也许金钱能够买到快乐，因而无论是哪个社会，富人会比穷人有着更多快乐。但这不等于说，富人就比穷人有着更多幸福。当然，贫穷绝不是幸福。富裕只是幸福的一个要件。

  曾经从广播上听到一个故事。一家穷人与一家富人毗邻而居。穷人家有好几个孩子，以修补鞋子为活计，日子过得紧巴。可每晚都会有大人孩子的快乐歌声和笑声。富人家虽然日子富裕，但相对冷清，不闻歌声笑语。为此，富人的老婆总觉得日子乏味，对穷邻居也由瞧不起到羡慕，再到妒忌，以至于最后不断发出抱怨。当有一天富人被老婆的妒忌和抱怨声吵烦了时，便说：“我有办法让隔壁从明天起再也没有歌声与欢笑。”他真做到了。原来，当晚他将一块金条隔墙扔到穷人家院子里。次日早晨，穷人家拾到从天而降的金条，一阵惊喜后，很快就转入究竟放哪里保存才安全，是否会有人上门追问，是否会被官府怀疑这是赃物等等不安和害怕之中。从此，再也没了歌声笑语。

  这个故事很形象地说明，金钱并不一定带来快乐和幸福。也验证了经济学上的相对收入假说：幸福感并不取决于人们的绝对收入和福利水平，而是取决于超出其他人的相对水平，或者像有学者讲的，取决于“相对于参照组的行为方式”。

  对此，有学者进一步验证，在那些经济成功的国家里，收入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更多快乐。1958年到2004年，日本人均收入增长了近7倍，但国民幸福感非但不升反而略微下降了。难怪有学者总结到：“所有人都可以通过获取更多收入、购买更大的房子或者驾驶更名贵的车使自己开心，但人们的这种开心是以那些收入更少、住房更小、开的车更差的人痛苦为代价的。金钱并不能买到快乐，快乐是从他人那里转移过来的。”

  过去三十多年，我们的人圴收入翻了好多倍，但大部分民众的幸福感上升了吗？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或幸福指数这一角度看，答案是否定的。问题是，不管经济增长多快，持续时间多长，人圴收入如何高于GDP增长，如果国民幸福感普遍下降，就潜伏着巨大的社会紧张和冲突，日益积累的隐患时刻危及着社会稳定。所以，如何使每个人既不是在自家院子里捡到金条的穷人，又不是在晚上隔墙扔金条的富人，是当下中国亟须认真对待并着手解决的一个重大政治与社会课题。而如果这一话题不能集中到缩小收入差距、建设公正民主的社会秩序上去，则对任何当前中国社会幸福感的讨论，都是不着边际的空谈。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