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宾：

  法国农业信贷银行东方汇理欧洲利率策略主管 卢卡·耶利内克（Luca Jellinek）

  英国爱丁堡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斯图尔特·萨耶尔（Stuart Sayer）

  英国爱丁堡大学经济学院博士 安吉拉·诺尔蒂 （Angela Nolte）

  德国贝伦贝格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霍尔格·施米丁博士（Dr Holger Schmieding）

  纽约大学国际事务中心教授、布朗兄弟哈里曼全球货币策略主管

  马克·钱德勒（Marc Chandler）

  债务高压排山倒海般袭来。欧盟统计局4月2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整个欧元区去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达到6%，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则由2009年的79.3%升至85.1%。从希腊到爱尔兰，再从葡萄牙再到西班牙，欧元区多个国家的财政体制令人担忧，欧元汇率也随着危机的爆发一路下滑。

  欧元是一个可靠的货币吗？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场危机的爆发，其愈演愈烈的背后又是谁在推波助澜？单一的货币联盟体系的生命力可以维系多久，它是否可以成为亚洲等其他地区进行区域合作的范本？

  本期圆桌，我们邀请海外学界与业界的专家，共同聚焦后金融危机时代欧债危机的解决方案，探究货币联盟的未来。

⊙记者 王宙洁○编辑 于勇 颜剑

  严厉“减赤”意在长远

  上海证券报：您如何看待欧洲债务危机，希腊、葡萄牙及西班牙等债务问题国最终是否会走向债务重组？

  卢卡·耶利内克：欧洲债务危机既是一场财政危机，又带给投资者重新认知对金融市场危机的机会：在2009年及2010年的部分时间，一些地区的债务水平看起来逼近失控，而在2007至2009年金融危机后，固定收益市场投资者一改以往的偏好，开始厌恶风险并为市场的波动感到紧张。我们已经看到市场正日益期待欧盟范围内的解决方案，包括某种形式的流动性支持或者是国家内部的财政转移，但是目前，这些措施中仅有部分被落实。

  我认为希腊是唯一一个必须面对高债务水平并且财政状况仍在迅速恶化的国家。希腊很有可能在其能够从公开市场拿到贷款之前就将现有的贷款耗尽，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债务重组将不可避免。

  斯图尔特·萨耶尔、安吉拉·诺尔蒂：希腊几乎可以肯定要面对债务重组，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经济评论认为其公共部门无力偿还债务。债务重组早点到来好于晚点到来，因为这将打消各方的疑虑。而其他国家的危机前景尚并不明朗，就爱尔兰和西班牙来说，他们的经济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银行体系的稳定性。爱尔兰可能有条件从这场危机中最快恢复，因为它的基本经济结构更健全。葡萄牙和西班牙则有更多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霍尔格·施米丁：各个国家的状况各不相同，希腊面临很大的麻烦，其公共债务已经超过GDP的140%。我们希望看到在今年稍晚的时候希腊政府可以开始温和的债务重组，可以通过延长未尝债务期限的方法来实现。爱尔兰及葡萄牙与之相比有相对低的债务负担，我认为这两个国家不会需要债务重组。

  马克·钱德勒：在爱尔兰，私营部门债务逐渐成为了公共债务，这成为重大隐忧。在葡萄牙，私营部门的债务规模几乎是公共部门的三倍，不过该国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其经济竞争力的长期不足，自欧洲货币联盟建立以来，该国平均增长率不到1%。我认为希腊和爱尔兰，甚至包括葡萄牙都有可能最终将走向重组。不过，爱尔兰将最有可能出现复苏，因为其经济高度全球化且较为灵活。

  上海证券报：欧元区多个经济体都已经出台一系列旨在减少赤字的措施，这是否会损害到他们的经济增长前景？这种减赤字与长经济之间的矛盾应当如何平衡？

  卢卡·耶利内克：从中长期看，赤字支出为财政状况带来的乘数效应微乎其微。此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及欧盟实施联合救助机制同时，一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微观经济改革也正在实施。除了一些直接的影响，我不认为财政紧缩会对经济产生真正的破坏。

  斯图尔特·萨耶尔、安吉拉·诺尔蒂：虽然在理论上财政整顿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有证据表明这些措施将在短期内抑制增长，欧盟成员国已经相继采取财政巩固措施就证明了这一点。不过，巩固措施对于提供一个可持续的财政框架以支撑长期经济增长而言是必需的。此外，欧盟和IMF发放贷款的一些附属条件要求这些国家采取旨在解决结构性问题以及效率低下的劳动力市场等措施，这也将促进可持续的长期经济增长。

  霍尔格·施米丁：欧元区边缘国家制定了非常激进的财政紧缩方案，短期来看这将抑制其国内需求。不过，他们同时也通过了改革劳动市场及其他结构问题的措施。这些改革措施将最终增强他们的增长潜力。在2004年后，德国曾制定过类似的财政紧缩方案并进行劳动力市场改革。结果，德国在财政支出削减的初期经历了经济疲软，但如今正拥有更快的增长速度。

  上海证券报：是什么导致了这场债务危机，这场危机又是如何被传导的？欧债危机是否会引发第二波全球性金融危机？

  卢卡·耶利内克：欧债危机的传导路径主要分为两大类：那些经历过经济增长及由私营部门的债务过度增长带动过度投资的国家，如爱尔兰及西班牙，较小程度上葡萄牙也是如此；另外一类是那些在长期的历史上就在产出增长和就业方面表现不佳的国家，为了弥补这些问题，这些国家采取了政府转移性支出的方法，但这种方法无法做到可持续，希腊、意大利、比利时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葡萄牙都属于这种类型。

  如果希腊被迫违约，许多银行和保险公司也将面临资本重组，违约预期的巨大成本将令整个金融体系承压。不过，由于欧洲央行更加了解危机并拥有更好地预防类似于2008年那样危机的准备。因此，欧债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很可能被遏制。危机就在那里，但是危机是在明处的。

  斯图尔特·萨耶尔、安吉拉·诺尔蒂：一些诸如希腊那样的国家，在危机发生以前就有了不可持续的债务增长。在其他像爱尔兰和西班牙这样的国家，三年前的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银行业救助行动，令其比较稳健的财政状况转变为公共部门必须面对一系列破产风险的处境。一个恶化这场危机的因素是，更高的违约风险预期助推了这些问题国家的借贷成本，这又反过来增加了违约的可能性，这就形成了违约自我实现的恶性循环。

  欧盟及IMF采取的及时和强有力的措施来补救暂时性的流动性短缺，这要求接受援助的国家进行财政整顿，特别重要的是，要对银行体系进行压力测试及资产重组，这些应该可以避免出现第二波金融危机，但欧盟在这些方面软弱和优柔寡断的行动可能令全球的金融体系面临风险。

  霍尔格·施米丁：欧债危机的形成取决于两大因素：其一，有些如希腊那样的国家，其公共部门在过去多年来正变得过于庞大，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道路。其二，在后雷曼危机时代，整个西方世界国家的财政赤字都出现了激增。这对于美国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因为美国具有良好的政府声誉。而那些欧元区边缘小国，并没有好的声誉，这导致它们在债券市场融资出现问题，希腊拉响的警报因此使得大家将目光聚焦到主权债务危机上来。

  马克·钱德勒：当前的危机是资本积累的引擎出现了问题。来自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由于目前出现问题的债务主要是握在欧洲人手中，因此，全球金融危机看起来并不可能发生。不过，当谈及这个问题，我鼓励投资者思考两个层面，首先，不要仅仅将目光放在主权债务上，还要考虑到私营部门、银行业及非财务风险；第二，一些国家可能比其他拥有更有利的条件来重组债务。欧洲最终需要管理的还是时间，让欧元区的银行和投资者有时间为债务重组做准备，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危机带来的风险。

  欧洲央行是否走对了加息的棋？

  上海证券报：欧洲央行已经宣布加息，您如何看待欧洲央行的这一做法，这将对欧元未来走势造成怎样的影响？欧元是一个可靠的货币吗？

  斯图尔特·萨耶尔、安吉拉·诺尔蒂：欧洲央行加息对欧元走势的影响是较为复杂及多方面的。同样也很难说欧洲央行是不是行动过快，目前欧元区的通胀在2.8%左右，超过其通胀目标，这意味着欧洲央行加息是及时的。不过这种做法也存在风险，欧洲央行加息可能妨碍欧元区周边国家的经济增长，增加他们的借贷成本，令他们更加难以减少债务和赤字占GDP的比例。

  霍尔格·施米丁：整体而言，欧元区私人和公共债务远比美国的小，欧元区赤字在2010年时为GDP的约6%，远低于美国的10.5%。而欧元区的私人储蓄率为12%，同样大大高于美国的5.8%。因此，为了对抗由高油价等因素导致的通胀，欧洲央行可以比美联储更早加息。该举措提升了欧元的汇率，不过，一旦美联储也开始步入加息进程，美元兑欧元汇率仍将出现反弹，我们预计美联储将在2011年12月开始加息。

  马克·钱德勒：我认为欧洲央行采取行动过早，欧元区的核心通胀仅仅出现了温和上扬，而欧洲央行的自身条件也不应当这么快加息。货币政策的决定取决于两大基础：通胀水平和货币供给的增加，欧元区的货币供给增速依然疲弱。因此，加息可能是个错误的决定。

  上海证券报：由于许多欧洲国家在加入欧元区的同时放弃了独立的货币政策，这样的做法是否会令各成员国之间形成内部矛盾？欧元区是否会因为这场危机而解体？

  斯图尔特·萨耶尔、安吉拉·诺尔蒂：欧盟国家之间在贸易和金融方面的密切联系严重限制了个别国家进行独立货币调控的能力。欧元是并且将继续成为一个可靠的货币，欧元区会瓦解的风险微乎其微。各成员国间的内部冲突可能继续，并且也将继续存在艰苦的谈判，比如谁来承担救助费用及施加怎样的救助条件。但是，为了欧元区成员国的利益，这些救助措施不会很快撤走。

  霍尔格·施米丁：欧元是一个值得信赖并且强健的货币。欧元区私人和公共债务的问题远比美国和英国来的小，这些问题在欧元区也仅仅是很少的一部分国家在面对，如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等它们的GDP只占到整个欧元区的6%。但是美国的财政问题，如加利福尼亚州，就要严重得多。

  德国2004年财政改革的成功样本，已经表明一个国家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是有可能的，即使这个国家没有自己独立的货币政策。欧元区分裂的风险并非不存在，但十分小。欧盟一体化更像是一项政治工程，而非经济工程。从政治上来说，欧洲必须团结一致以在世界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亚洲的崛起意味着欧洲各国唯有团结一致才能维持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而这种团结，得以让该地区可以足够强壮以抵御一些经济和财政挑战。

  马克·钱德勒：我认为，欧洲货币联盟是我们这个时代一项伟大的实验。我认为它可以摆脱危机，因为它正发生变革：金融机构的资本能力正在建设，改革和革新。我不认为欧元区在近期会瓦解。

  上海证券报：欧盟此前对希腊等国的救助措施是否及时，您觉得这些措施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对于欧洲央行来说，除了加息，还有别的什么手段来平衡区域内通胀与增长前景的矛盾？

  卢卡·耶利内克：就所有明显的政治动机而言，救助一直较为缓慢并且力不从心。欧洲央行的证券市场救助方案一直特别摇摆不定。从长期来看，这样的谨慎可能是件好事情。但从短期看，这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斯图尔特·萨耶尔、安吉拉·诺尔蒂：虽然事后回想起来很容易说，如果欧盟的稳定与增长公约更有效的话，特别是这个措施配合更有效的全球银行监管体系，我们如今不太可能需要讨论债务危机。话虽如此，欧盟对希腊和爱尔兰的拯救是及时的，虽然救助措施的一些细节仍有待改进，它确实避开了一些即刻就可能发生的危机。而随后针对更持久的危机管理框架的讨论也得到了广泛的赞同，即使这种过程中存在一些艰难。

  霍尔格·施米丁：希腊和爱尔兰采取了非常严厉的财政紧缩计划，它们同时也在改革自己的经济体系。这是非常积极的现象。救援的效果是积极的，但这种积极影响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呈现。

  如果希腊和爱尔兰更早地对他们的财政政策进行温和改革，结果将更好。但这只是一个理论问题，投资者和国家决策者愿意进行改革往往是因为他们真的有这个需求，比如面临危机。欧洲央行更高的利率对欧元区周边小国家来说不利，但为了帮助这些国家和他们的银行系统，欧洲央行依然在为那些需要帮助的银行提供数额巨大的紧急流动性工具。

  马克·钱德勒：我认为欧盟的救助并不及时，我不认为希腊、爱尔兰和现在的葡萄牙已经完全获得营救。他们有了更多的债务负担和更慢的经济增速，更高的失业率以及更高的借贷成本，但信用评级却变得更低。

  亚洲区域合作的欧洲范本

  上海证券报：中国是欧洲的重要贸易伙伴，这场债务危机是否会对欧洲与亚洲间的贸易往来造成影响？

  卢卡·耶利内克：欧洲依然是中国商品的重要客户，同时也已经成功地出口到亚洲并在那里进行外包产品生产。欧债危机的发生可能会带来暂时的僵化，但主要的贸易伙伴将在正常的基础上开展贸易，这是不可能改变的。

  斯图尔特·萨耶尔、安吉拉·诺尔蒂：从根本上来说，贸易应该不会受到影响的显著理由是，欧盟几个核心大国的体质依然健康。关键问题在于，人们是否对债务危机感到过分担忧，其后果是这种担忧自我实现，并渐渐破坏两个地区贸易联系的信心。

  霍尔格·施米丁：我认为欧洲已经较为成功地在遏制危机，一些欧洲的核心大国，如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都未受到债务危机很大的影响，换句话说，欧元区的核心国正经历强劲的经济回暖。此外，尽管仍面对一定风险，西班牙也趋于稳定。如果欧洲继续遏制危机，中国不会受到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在整个欧元区属于较小的国家，他们发生的危机不会对中欧贸易产生较大影响。中国购买西班牙债券的举措，有助于遏制欧债危机的进一步扩散。

  上海证券报：这场危机对整个亚洲地区有何借鉴意义？亚洲国家建立货币联盟是否具有可行性？

  卢卡·耶利内克：除了显而易见的不要让债务规模失控，这场危机带来的教训还包括：第一，如果一个国家的私营部门陷于低收益或是过度投资而债务失控，那么这个国家整体的负债水平再低也并不是一件好事情。第二，依赖外国机构贷款是一种结构性弱点。第三，债务管理和借新还旧的风险是两个重要的课题。

  我认为，亚洲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面貌正接近达成一个共识，可能在5至10年内，货币联盟的建立也是有可能的，更不用说这是可取的。

  斯图尔特·萨耶尔、安吉拉·诺尔蒂：最明显的教训是，不管在宏观还是微观层面，财政责任及对银行、金融体系有效审慎监管的重要性。这些教训不仅适用于货币联盟，同样适用于那些拥有自己单一货币的国家。

  霍尔格·施米丁：货币联盟像是一个俱乐部。如果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遵守游戏规则，它将很好的运作。目前，欧洲正在试图加强其财政条款，并更加严格地执行。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的教训是，货币联盟必须拥有清晰的财政规则。另外一个明显的教训是，经济失衡及信贷和房地产泡沫必须在它们转变成为危机之前被察觉。

  马克·钱德勒：亚洲货币联盟不会很快建立，但是加强联系和合作是有可能的，欧洲货币联盟之前，同样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长期综合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