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轫于美国的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让各个国家的政府或者学术界都反思以前欧美主流的自由市场发展模式并随之开始相应改革。国家干预主义纷纷在西方国家抬头，颇有对现行市场主导的经济秩序来个不破不立之势。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的中国，在当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有一种观点认为，为避免重蹈其覆辙，我国应与主流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割裂。笔者以为，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分歧本不该带有意识形态高下之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始终秉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小平同志的“猫论”早已揭示出了问题的本质：不管你采用何种办法，只要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就是好办法。所以，学术界观点之争不应成为政策执行的障碍，不预设思想禁区，方能帮助我国经济这艘大船，历经风雨闯过险滩暗礁。尽管在经济政策的制定、执行层面无法做到非此即彼的一刀切，但还是有一些共同的原则是需要我们在经济前行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坚持的，不以外部条件的改变而变化。其中，不断激发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改善其生存环境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条。在国际经济形势日趋复杂的今天，我们更应该与其他国家积极沟通和对话。历史一再证明，通过对各自核心利益的阐述和沟通，反而能更有效地增进合作而非对抗。

  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制度层面的改革创新，为微观经济主体释放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创造了必要条件。这种来自社会经济草根阶层的热情一旦迸发并得到制度的认可，就能发生经济效率创新的“核聚变”。无数次自下而上的改革与创新，经由民间力量在现有制度和法律规定之外悄悄地“试水”，在获得中央层面的认可后，成为全国推广的模式。很多时候，这些勇敢探索的先行者往往低调行事，不可能也没想过用“敢为天下先”的豪气去大肆宣扬，但是他们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则有目共睹。中国今天令世人称奇的经济巨变，正是由无数个草根创造的奇迹构成的。过往30多年，中国的民营经济如同春天的小草，不畏春寒料峭，顽强地生长，终于在全球经济格局之中，获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尽管我国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不利因素的影响，但是站在人民生活质量改善的角度，必须承认，正是最有创新活力的中国民营经济部门，使得我国从全球化过程中，分享到了更多的收益，成了事实上的受益方。在我国经济将要面对的各种挑战中，若更多发挥民营经济独有的优势，当会为经济运行注入更多的活力与激情。

  而被誉为“共和国长子”的国有企业，则走过了与民营企业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既曾有过计划经济时期的辉煌与荣光，更经历过改革转型的阵痛。经过凤凰涅槃之后，一批优秀的国有企业以其独有的优势，脱颖而出，用实实在在的成绩，向大家证明了“共和国长子”的担当。但在当前的转轨期之中，有一些国企并不是依靠自身的效率取胜，更多凭借在行业中的老大身份，依靠行业垄断地位牟取暴利，化天下之财为己用，将全民所有制的身份定为自我转换成“集团内部所有制”，时有依托垄断地位创租、寻租的行径，这不仅是对整个社会财富分配层面的结果不公正，更是对整个社会资源源头配置上的机会不公正，既破坏了公平正义，更损害了经济效率。在为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而采取的一些非常规措施的过程中，这种现象在某些行业和部门得到了强化。比如，以外界变化为借口，进一步挤占民营部门的生存空间，大量的民营资本在危机爆发之后退出了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由此，我国几个民营资本聚集的省份已经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的苗头。这种倾向，政策制定者不能不高度警觉。

  笔者以为，这种倾向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垄断既得利益集团凭借自身的既有实力，动用自身各种资源，“挟资源号令天下”， 将集团部门利益凌驾在社会整体利益之上，去攫取更多本应属于其他经济主体的资源，除了将深深损害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基础，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还将加大国民财富的分配不公正，对我国通过刺激内需，完成经济转型的战略目标形成极大的阻碍。

  不必过多地争论经济资源的所有者应该是民营，抑或国有，社会公正的实现依赖的是政府的制度设计，政策保障与执行。对于损害经济效率的垄断行为，不管其是国有还是私营，都是应该严厉打击的。唯有确保社会资源在源头配置上的机会公正，我国的资源整合，经济转型最终才能踏上坦途。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