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论一瞥
英国《金融时报》5月19日评论
不要让政客执掌IMF
随着施特劳斯·卡恩的离职，很多人在谈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总裁候选人的国籍问题，但这不是问题所在，IMF需要的不应是一位活跃的政治家。但IMF大本营在欧洲，如果欧洲领导人有望达成共识，新的领导人一定具备欧洲人的信任。
许多有能力的候选人把这一职位看作捞取政治资本、通向更高职位的垫脚石，这就是首选政治家不明智的原因。IMF的目的是通过强硬政策推动金融陷入困境的国家得以复苏，而不是靠此赢取政治名声。政客们互相勾结，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政治程序，这样IMF在改革的过程中就扮演了失败的角色。IMF不该成为替罪羊，而应成为令人尊敬的机构。
IMF已进入危险地带，因为试图建立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政治共识。在某种程度上，希腊和爱尔兰救助计划的尴尬是由于IMF希望获得共识的结果。在整个欧元区水平上，政治家的民意基础不同，例如德国和希腊的选民就很不同。虽然过早宣判还为时尚早，但历史表明IMF和卡恩在寻找解决危机之道上无所作为。
也许，最大的危险是新领导人的政治野心。一个领导近万亿资金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一旦当选为国家层面的领导者，他将会在IMF建立一个长期有利于其本国的政策导向。但并不说明今后IMF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技术官僚在IMF可能会更有作为。世界各国央行这类技术官僚比比皆是。
随着全球经济陷入低迷，全球治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如果西方政治家认同他们肩上的责任和多边机制的话，那么第一步就是放弃对权力的束缚。否则，可以相信未来一切仍会照旧。
（作者系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前IMF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姆·瑞占 葛传红 编译）
英国《经济学家》5月19日社论
震后日本激发起改革热情
罕见的改革主义热情正出现于震后的日本，在重建的热望中，曾被视为禁忌的思想开始出现，开始讨论如何改革以及如何解除管制。日本政府急需回应这种思潮。
地震、海啸和核事故的联合效应，撼动了日本对自己国家恢复力的自满情绪。福岛核电站核反应堆危机暴露出东京电力公司是一家无能的寡头垄断，它如此大以至于可以指派或耍弄政府管理者，东京电力应该解体。同时，东北部被撞毁的渔船和被海水淹没的稻田也引发了将私人投资引入这类严重受保护领域的讨论。许多人支持在东北部建立经济特区的想法，这将消除政府对本地区自由企业的阻碍。这些均是良策，希望能得到政府的支持。
首相菅直人的民众支持率在他要求关闭距离东京最近的滨冈核电站后上升。暂停建造更多核设施的计划，也让他获得更多褒扬。如果不受反对党以及本党内的“拉菅直人下台”运动影响，无疑他能够在加速10万亿日元（1230亿美元）救急基金用于受灾地区重建上做得更多。
东京电力解体是启动长久拖延的能源部门解除管制的突破口。菅直人应抓住民众现在对东京电力的愤慨情绪来说服民众接受艰难改革。更高的税收将会出现，这不仅是为了重建，也是为了支撑日本过分伸张的社会安全网。
然而迄今为止，菅直人传达的信息都十分模糊。一方面，他对自由贸易会谈抱有保留态度，即使日本东北零件供应商将会得益于更加自由贸易，菅直人仍在泛太平洋展开合作对话前却步。另一方面，他又钟情能鼓励私人公司投资的解除管制方案。
日本已多年未见改革的真知灼见如此自由地表达，但这种情绪难以持续，错失这次改革机会，日本将抱憾多年。
（贺艳燕 编译）
印度《经济时报》5月20日文章
重新规划G20前进之路
G20财长在早些时候的会议上确立了有关经济指示器的大纲，主要是针对显著外部不平衡的国家所做的深度评估，因此需要政策行动。
指示器主要涉及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私人存储率和私人债务、构成贸易平衡的外部失衡、净投资收入流以及转移。有关指示器的指南建议所选择指标的相关价值，应建立在四大基础之上。
第一是根植于经济模式、经济理论的结构方式，这一方式考虑到了国别的环境。第二是统计法，即以国家历史走向的基础为衡量标准。第三是以相似发展阶段的国家为比较对象。第四是参考G20衡量G20成员数据的指示器。
以上述四种方式判断，至少两项不平衡的国家需要被深度评估其失衡的性质和根本原因。G20依赖的经济理论和模型，已被证明不足以在第一时间避免和预测危机。政策和政策行动需要更强大和更新的理论基础。
G20成员必须对宏观和微观的经济理论框架达成共识，同时要融合最近危机的教训。他们也需要思考与国际货币系统相关的深度议题。一些国家可能利用在固定汇率方面的灵活性来改善其出口，同时积累国际储备货币。
过度失衡反映的是国家对出口、未来消费、存储和就业的偏爱，与此相对的是对本国消费的忽视。
国际政治经济的新走向需要由能够描绘未来方向、经济步伐和社会进步的世界领导者来定义。G20有能力定义世界共同议题，并通过现行和新的机制着手将理想转化为行动。
（贺艳燕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