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飞雪

  《2014年：下一个世界末日》书名耸人听闻，却是一本严肃读物，主题关键词是全球化和国际主义。作者尼克拉斯·鲍伊是著名的未来趋势预测专家，剑桥大学马德林学院院长，他在书中着重探讨了发生在最近这三年冲击了全球的政治经济金融危机，剖析了阻挠世人正确认识这次危机的国家观念，提出了在未来如何解决国家认同的建议，以专求为未来寻求一条正确出路的可能。

  一草一春秋，在鲍伊看来，金钱就是涵盖了当今世界全部信息的草木。在“全球化出了什么错”这一章，作者指出：金钱已经成了一个承诺，即在未来的某个时间递送某种商品或提供某种服务。金融体系也奇迹般地成了一台精密的机器，目的就是准确无误地将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递送某件东西的承诺，转化为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递送另一个东西的承诺。但是，人们在作出承诺时难免会感情用事，个人在承诺中掺杂的哪怕是一丁点的过分乐观，都会被放大成所有人精心建造的一个完美得不真实的未来。

  回望过去的30年，不难发现大家身边确实存在着一些巨大得难以置信的承诺。人们大量贷款买房的动机，不就建立在资产价格还会继续上涨的承诺上的么？换言之，人们的贷款买房，实际是建立在偿还贷款即兑现承诺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的假设之上的，鲍伊因而抨击这种怪相：如果老虎想要生存下去，仅靠吃自己的尾巴是支撑不了多久的。一沙一世界，在本书作者眼里，微软公司的软件是一种涵盖了当今世界全部信息的沙子。他说，在很久以前，若要定义一个国家，没有什么比该国的语言更加有效和无可非议了。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就曾言之凿凿地说，语言是一种生活的形式。语言就像生活本身，独一无二且无穷无尽，是人们经历和述说一切事物的一种独特方式。蒋介石曾有言：“在现今之世，不善英文，不能立足。”英语毫无疑问是现代世界最畅通、最通用最全球化的语言，但是作者话锋一转又说，在过去的20年里，最让人迷惑不解的文化现象之一就是在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趋于国际化的时代里，包括英语国家的人们和非英语国家的人们，他们学习英语的兴趣却日渐式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怪相呢？作者认为，原因是真正的全球化语言已不再是英语，而是计算机的操作码，并且随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地直接通过计算机，或至少以一种计算机能够操纵的方式进行——在相同的通用代码的使用者面前，语言逐渐降格为一种选择性的用户界面。微软公司每一次推出的新软件，都拥有超过35种语言的版本，（国别、地方）语言已不再是用户无法逃避的身份终极决定因素，而成为一项可选计划——微软公司的软件才是我们在现今全球市场中真正无法逃避的。

  全球化有金钱和微软这两大发明和助手，但还是出了严重问题，那么根源在哪里呢？看似是微观经济层面的问题，其根源实则出在宏观政治层面。在“国家和帝国：一个尚不成熟的结构”一章，作者分析说，英国财政大臣没能在艳阳高照时就把自己的屋顶修好，但这样做的人不止他一个。在各国间合作还相对容易的那几年里，各国领导人却没能将经济全球化扩展到政治领域，只留给我们一堆陈旧荒废的国际机构来躲避经济风暴所带来的政治危机。在应对全球问题方面，国家机构过于局限，而国际机构又过于软弱。我们现在缺乏的是一个能将世界上已有的政府机构、尤其是各国政府与一个世界市场连接起来的机制，因为世界市场的规模太大，无论哪个国家，仅凭一己之力都不可能对其进行有效的支持或管理，并且该机制还需要拥有某种反馈功能，才可以随着全球经济相互关联的日益紧密而变得更为强大。那么，该怎样建立这种能满足全球化向前发展的机制呢？鲍伊先生除了提出早在1945年凯恩斯提出的建立全球经济结算体系和30多年托宾倡议的在全球范围内对国际货币交易征税这两项举措外，还提出了他自己的三条政治经济原则。这三条政治经济原则，实在是本书的关键内容。

  当然，在走向更加美好的全球化的时候，仅有这些政治经济原则还是不够的，所以本书作者广借博引、兼收并蓄，全方位为建立全球化大厦添砖加瓦。比如，他借用神学家孔汉斯为世界宗教大会写的一篇宣言草案中的话，强调全球伦理对建立一种更好的全球秩序的重要性；他还借用弗洛伊德的话，指出“文明形成的过程是人们爱的范围的延展过程”；他还拉来康德以壮声威，说“贸易是将世界上的人们联系在一起、阻止战争趋势进一步发展、建立国际社会以制定永久和平条约，并推动人类向全球政府这一最终目标不断前进的一种方式”。

  大儒梁漱溟曾有一声天问：这世界会更好么？笔者以为，本书第八章“全球秩序：由谁来维持？”的最后一句话庶几可以回答梁老：“人类如果想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存活，就必须学会像康德看他们那样看待他们自己，即将自己视为（并永远是）这个世界的未来公民。”

  弗洛伊德讲博爱，康德推崇全球自由贸易，马克思揭示价值规律并赞成等价交换，哲人的思想像参天大树，外表看似各自独立，而根部却是相通的。所以，我们在面向世界、思考未来，并建立更美好的全球化秩序的过程中，理应全面吸取前代先哲留下的宝贵思想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