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金融现状调查之四

  “现代农村的金融需求相比传统的农户需求，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是重庆银监局官员在2009年深入农村调研后发出的由衷感叹。

  正是认识到农村发展的今非昔比，地处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庆、四川两地开始了农村金融服务的创新探路。农村金融专业化运作，让专业的机构来做，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工作。以专业化切入农村金融，以城带乡，以工哺农，辅之以放宽农村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容忍度等创新性监管思路，重庆的农村金融市场“活”了起来，甚至银行开始争着去农村开网点。

  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房屋、林权为担保的“三权抵押”贷款试点，也正在川渝大地掀起了农民融资热潮，为解决长期困扰我国农村地区的金融“缺血”提供了开创性思路。当然，中国农村金融困局的破解不会一蹴而就，但重庆和四川在农村金融方面的探索让人看到了农村金融的巨大潜力。

  ⊙记者 唐真龙 ○见习编辑 田野

  1 农业产业化 农村金融需求正发生革命性变化

  “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的诗句让无数人对西岭雪山无限向往。不过，由于现代工业对大气的无染，即使来到西岭雪山脚下的大邑县城，雪山芳踪依然难觅。

  地处成都平原西部的大邑县，隶属成都市。从县城开车，大约半个小时车程即可到达一个叫做五户村的地方。车子绕过一片刚刚建成的新式农村小区，一大片非洲菊豁然入目。在初夏的阳光下，五颜六色的非洲菊迎风绽放，分外美丽。当地人告诉记者，如果是雨过天晴之际，远观美丽的西岭雪山，近看艳丽的非洲菊园，迷人的原野风光着实让人心旷神怡。

  这片菊园的经营者名叫张利兵，四川邛崃人。几年前，他还是成都一家花店的小老板。“卖花时觉得这个花很贵，所以想到自己去种。”就这样，几年前他来到这里，开始种植非洲菊。刚开始种植了60亩，今年在从交银大邑兴民村镇银行贷了200万元的款之后，他将菊园的种植面积扩大到150亩，其中60亩是通过农村土地流转租用的，而另外90亩则是当地村民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加入的。

  每天早晨，附近的村民都会来菊园里采花，并将这些花分装，然后送到成都的花卉交易中心。每年除了为村民提供摘花的工作机会外，村民们还能按照自己以土地折算的入股份额参与分红。

  对于给他提供贷款的交银大邑兴民村镇银行，张利兵并不十分了解。但他告诉记者，跟大银行相比，村镇银行手续简单，审批流程短，放款时间快，这200万元贷款着实帮了大忙，如果没有这200万元及时到位，他就扩大不了种植规模。而对于周围的村民来说，他们也不会有机会接触到非洲菊种植产业，“农民胆子很小，不敢做事，怕风险，通过这个事情可以使他们的理念得到改变，这是最主要的。”虽然也是农民出身，但张利兵已经认识到观念的转变对于发家致富是多么关键。

  张利兵只是大邑村镇银行所提供众多贷款对象中一个普通的案例。近年来，随着政府越来越关注三农问题，很多进城务工人员开始返乡。这些返乡人员视野相对开阔，返乡后不再从事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种植业和小农生产，农业产业化势头初步显现。

  大邑地区主要生产榨菜、金针菇，众多的农村种植大户和养殖大户涌现，金融需求异常旺盛。在大邑村镇银行发放的贷款中，农户贷款、农村中小企业贷款和个人经营性贷款占了绝大部分。大邑村镇银行行长曾建介绍，在他们发放的贷款中，利率普遍上浮20%——30%左右，最高可以上浮70%，虽然银行在农村地区的经营成本要比城市高一些，但较高的利率足以弥补成本过高的劣势，盈利状况也不错。

  在成立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家村镇银行已经发放了2.6亿贷款，并实现了504万元的净利润，提前实现了三年扭亏为盈的目标。

  “农村地区跟我们想象的并不一样，在我们真正到了农村之后，才发现这里是一片蓝海。”曾建告诉记者。在担任村镇银行行长之前，曾建曾先后在交行四川分行以及分行下面的支行任过职。初到村镇银行工作时，曾建并未想到村镇银行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实现盈利。按照村镇银行股东方交通银行的设想，村镇银行开业三年能够实现保本微利就算不错的结果了。

  现实的情况却是，大邑村镇银行开业的第二年即2009年年末时微亏，仅亏损了30万元，到2010年末实现利润700万元，不仅解决了员工的收入问题，还为股东创造了利润。

  大邑农村的状况只是近年来川渝地区快速发展的农村经济的一个缩影。

  早在2009年，重庆银监局副局长李虎就曾组织了一个调研团队前往重庆的江津地区进行了调研。调研主要是对农村金融需求、农村金融服务现状进行深入的了解。调研的结果让这位农村出身的局长大吃一惊。“农村的金融需求已经跟过去传统的农户需求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李虎告诉记者。

  2 三农业务“独立” 农村金融专业化成效初显

  李虎调研中发现，传统意义上农民从事家庭种植业的资金需求不大，而近年来涌现的众多农村专业合作社、种养殖大户以及中小企业金融需求旺盛。

  面对旺盛的金融需求，农村金融服务现状却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金融服务没有适应农村金融的新变化，没有找到合适的产品和方式；在金融下乡的过程中，金融机构没有按农村金融自身的特点来做，用城市金融的做法来做农村金融，用工业企业的做法来做农业企业；农村地区能够提供的金融产品和实际需求错位，矛盾非常突出。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银行的问题，外围的政策环境也不完善，农村金融要创新，需要好的制度设计，按照老的做法绝对做不好。”李虎表示。

  “农村金融一定要专业化运作，要让专业的机构来做，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工作。”在了解农村金融需求和农村金融服务现状的基础上，重庆银监局提出了农村金融专业化运作的理念。专业化运作分为几个层面：首先从组织架构上，要求涉农银行将农村金融业列为单独的业务单元，由专人从事农村业务。

  以重庆农商行为例，该行将全市划分为城市业务和“三农业务”两大板块，并在总行设立了“三农”金融服务委员会，专门研究全行“三农”金融业务的发展战略规划。单独设立三农事业部，负责推进全行“三农”金融业务的管理和发展，下设农户金融服务中心等三个中心，专司“三农”业务发展、条线管理、营销服务、激励考核等职责。在支行层面设立农户贷款中心，建立三农客户经理队伍。

  另一方面，对涉农贷款列出单独的计划和指标。重庆银监局采取“按月监测、按季通报、按年考核”的办法引导涉农银行加大涉农信贷投放，并作为监管底线与设立新机构、开展新业务挂钩。从2010年的情况来看，重庆辖内涉农贷款整体实现了银监会要求的“三个高于”目标。今年一季度，4家主要涉农银行涉农贷款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37个百分点，也初步完成了银监会今年“一个高于”的要求。

  重庆银监局还鼓励银行在符合监管规定的前提下，发放无担保抵押贷款和信用贷款。由于农村地区存在抵押品不足的现状，鼓励银行探索新的信贷审批标准，从借款人的资质、项目本身的前景及现金流方面来做判断。为此，监管部门也提高了对金融机构不良率的容忍度。

  3 “以城带乡”良性循环 农村网点开始“反哺”银行

  70%的农村网点只创造了40%的利润，而30%的城市网点却创造了60%的利润。重庆农商行的利润结构显示了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差异。

  “在农村地区做业务要累得多，每一笔业务都要亲自去实地考察，事情很琐碎。”有着城市金融业务经验的大邑村镇银行行长曾建对此感受至深。

  由于农村地区信贷成本较高，投入和产出不匹配。而资金的逐利性决定了资金总是趋向投资项目多、效益好、有安全保障的城市流动。因此银行资金配置也同样存在“虹吸现象”和“马太效应”叠加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在大邑目前共有9家金融机构，整体存贷比不足50%，一些全国性银行的存贷比不足40%。重庆市金融办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重庆“两翼”地区（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各项存款余额2252亿元，各项贷款余额979.7亿元，存贷比不到50%，农村地区资金外流在全国都是一个普遍现象。

  对于城乡金融存在着二元结构的现状，重庆银监局提出了“以城带乡，以工哺农”的统筹城乡思路，支持城市资本、城市企业到农村去，鼓励银行尽可能满足这类金融需求。“从银行的层面讲，城市业务和农村业务要均衡发展，把农村业务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实现城乡互动。”李虎表示。

  在监管引领下，各涉农银行发挥各自优势，加大对“三农”业务的支持。农业银行重庆分行2010年县域支行经济增加值、存款、中间业务收入计价标准为城市行计价标准的1.15倍。重庆农商行行长谭远胜告诉记者，重庆农商行对支行农业用途的贷款，按利息收入的20%直接调增支行考核经济利润，对农户贷款按认购贷款和新发贷款实收利息的20%，提取奖励资金直接分配给客户经理。“这一做法主要是采用经济杠杆的作用鼓励支行有效发放涉农贷款。”

  在多次调研过程中，重庆银监局副局长李虎发现导致部分县域支行放贷不够积极的一个因素是银行内部资金转移定价（FTP）存在问题，一些县支行存款很多，贷款却很少，这些支行可以通过内部转移将存款存放在总行，坐享利息，也不需要承担风险，支行放贷动力不足。对此，重庆银监局要求涉农银行下调支行内部转移定价，从而调动支行服务三农的积极性。

  2010年6月重庆农商行全面启动FTP系统建设。上线后通过FTP系统的资金定价功能，引导县域支行的业务发展。运用利益杠杆合理引导支行的业务发展。FTP为产品的定价订立了基本规则，总行根据业务的战略规划，对需重点发展的业务，给予较高的FTP价格。运用FTP的价格杠杆作用，根据总行发展战略引导支行将资金运用于县域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农村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正在成为各家银行关注的新热点。尤其是在今年信贷紧缩，存款资源紧张的局面下，农村地区的存款资源优势尽显。

  “目前存款不是我们的主要问题，我们主要的困扰是贷款额度。”作为重庆农村地区的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庆农商行近年来存款业务快速增长，整体存贷比只有60%。目前在重庆辖区范围内，仅有重庆农商行资产规模超过3000亿元。截至一季度末，重庆农商行资产规模达到3154亿元，远超重庆地区第二大金融机构工商银行重庆分行（2032亿元）。

  农村地区对于金融机构的吸附能力正在增强，李虎透露前些年大型金融机构从县域撤走，今年以来，这些机构又重新回到县里，目前很多机构提出申请要求在县域重新设立机构、网点。

  4 试点“三权抵押” 化解农村资金“缺血”

  2009年3月23日，重庆云阳县江口镇农民卢友章等3人以林权为抵押，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获得100万元贷款，由此重庆第一笔林权抵押贷款诞生。重庆市金融办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重庆市林权抵押贷款余额已超过40亿元（主要为国有林权抵押贷款）；农村居民房屋抵押贷款余额3389万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余额超过4000万元。

  “引导银行做好三权抵押贷款是我们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重庆银监局副局长李虎表示。作为化解农村地区贷款缺少抵押品现状的重要措施，重庆正在开展的“三权”抵押贷款试点对于解决农村贷款“三难”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按照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一次会议上的说法，目前重庆市有林权6000多万亩，是重庆耕地的2.8倍，农房500多万平方米，“三权”资产总值超过1万亿元，如果能拿出20%的资产做担保就将撬动很多资金，可为农村解决地区“缺血”难题发挥重大作用。

  重庆市金融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推进“三权”抵押贷款方面，此前重庆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金融服务改革创新的意见》，明确以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居民房屋和林权等产权抵押融资为核心创新农村金融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为重点创新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推动农村信贷资产和权益流转、建立农村金融风险分担机制为中心创新农村金融服务配套支撑体系等方面，为重庆市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

  在重庆市政府文件颁布之后，重庆市各有关单位制定了“三权”抵押登记细则，明确抵押登记要求。另外，重庆市还由财政出资5亿元成立了农村“三权”抵押融资风险补偿资金，并由重庆市财政局规范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按照这个管理办法，对于“三权抵押融资贷款出现的不良资产，市、区两级财政将分别给予20%、15%的风险补偿”。

  除此之外，重庆市还将成立一个农村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目前重庆市农业担保公司正在牵头筹备这个公司。该公司成立之后，将主要收购涉农贷款中产生的不良资产，并对这些资产进行处置。此外，为了解决“三权”抵押在法律层面存在的障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即将出台一个《为推进农村金融服务改革创新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该意见从地方立法的层面保障金融机构发放“三权”抵押贷款的合法性。目前这个意见已经报送重庆市政法委征求意见。

  5 期待制度与政策创新 农村金融呼唤“顶层设计”

  虽然盈利状况颇为理想，但对于大邑村镇银行行长曾建来说，今年无疑将是痛苦的一年。受制于资本金规模，大邑村镇银行去年底的存贷比突破了90%，而在今年存款资源紧张的局面下，大邑村镇银行面临巨大的存款压力，放贷能力受到牵制。

  与大邑村镇银行相反，重庆农商行却在经历“钱多却无法放”的苦恼。由于在农村地区深厚的业务基础，近年来重庆农商行农村地区存款业务增长迅速，但由于今年信贷规模控制，重庆农商行面临着有钱不能贷的尴尬。

  重庆农商行行长谭远胜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根据他们的了解，目前重庆农村地区的信贷需求有几块非常迫切：首先是土地复耕方面大概需要100亿左右的信贷规模；其次“三权”抵押贷款需要100亿的规模；第三农业产业化需要70亿的规模，这三项共计需要规模270亿左右。但重庆农商行今年总的信贷额度只有200亿元，其中还包括城市业务，信贷额度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对涉农金融机构监管政策应该区别对待。”曾建表示。在对待村镇银行的监管考核上，重庆银监局也在监管政策上进行了突破，在确保市场定位，资金放在当地情况下，放宽对村镇银行存贷比的考核。

  重庆市金融办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农村金融仍然存在体制性障碍，主要表现为农村金融配套制度建设滞后。首先，农村保险市场发育迟缓。农业保险风险高，保险公司积极性低，涉农保险种类少，投保率低。其次，农村担保体系不健全，缺乏合法有效的担保品，同时担保公司的介入增加了农户的信贷成本，且绝大部分担保公司不愿为农户贷款提供担保。第三，农村资产流转体系不完善，有关要素市场建设相对滞后，制约着农村金融特别是“三权”抵押融资工作的深入推进。

  以重庆市目前正在推进的“三权”抵押贷款为例，目前农村“三权”抵押处置变现难，且存在法律障碍。有关法律对于农村“三权”抵押及处置仍有较大的限制，如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房及宅基地的转让必须在同一集体经济组织之内进行，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三权”抵押融资业务的全面开展。

  “我们不期望通过努力把农村金融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我们希望通过努力和探索一步步去解决问题，要有所作为，不能坐而论道。我们给一个好的监管环境、政策环境和创新环境，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突破。”正如李虎所言，重庆在农村金融方面的探索让人看到了农村金融的巨大潜力，然而农村金融存在更多的现实问题还需要更高层面的“顶层设计”来解决。

  （本报记者王屹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