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习记者 曹原

  艾轩说，生活就像大家都开着车往一个烟囱去，那些英年早逝、飞来横祸的人，就像“加塞儿”者，赶不及先走了。

  “这都是命，现在我所有的，也都是命中注定的。所以我改变不了什么，也不想去改变。我现在一年画几张画，钓钓鱼，也懒得再折腾了。生活想把你怎样，你就得怎样。”

  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认命的、略显疲惫的艾轩。他把三层的工作室收拾得井然有序：颜料、画笔、艺术杂志、名片，桌上还摆着女儿、父亲的照片，只是画架上撑着的这幅未完成的油画不知道已经撑了多久。

  只有忆往昔时，艾轩才流露出曾经有过的满腔热血和昂扬斗志……

  付出多一倍

  “你看胡润排行榜上的艺术家，差不多都是美术学院出来的，就我一个只是附中毕业的。”从小时候的儿童画开始，画画对艾轩来说，虽然不是顺利的学院体制生涯，却也不是半路出家。上初中的时候临摹国画，初中快结束时去了“少年之家”，从那时开始便学西画，同样也是素描、速写、色彩，一个也不差。那会儿艾轩崇拜的是美院附中的人，崇拜的是系统的学院训练。在附中学了一年，赶上劳作，“学了几年就要去干农活，掏过粪，卖过白菜”。美院附中成了他学院体制的终结，“我没有受过系统的学院训练，但是还必须按学院的要求去做，所以那会儿平时必须得付出比别人多一倍的劳作。”

  1969年附中毕业以后，艾轩下乡了四年。离开了学院体制的系统训练，也没有师承关系，画画在他那儿靠的是同学之间传帮带。“比如大家今天画各个地方的老乡，晚上回到营房以后，大家就都把画摆在那个地方，互相评点。晚上画习作的时候，每个人前面点着一个油灯，那时候条件很苦的，四年都是油灯”。

  四年之后，艾轩被分配到成都参军，进了成都军区创作组。说到这，艾轩打断了我们本在进行的对话，扶了一下眼镜，“其实我得感谢生命中出现的两个贵人，一个是那会在部队的科长，一个是我的继父。因为从小的家庭成分关系，我参军几乎成为当时所有同龄人嘴中的闲话，是因为继父的共产党干部的身份才稍微平衡了其中的‘红与黑’。我在部队的十几年里，科长帮了我很多的忙……”

  这也是他作品中空灵、孤寂的情绪的来源之一，关于那些年的生活，艾轩斩钉截铁的伸出食指，一口气说了四个成语——战战兢兢、唯唯诺诺、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幸福的顶点

  我问艾轩儿时的理想是什么时，艾轩瞪大了他的眼睛，本是靠着椅背的身子立马伸直凑向前，毫不犹豫地说：“当大画家啊！”

  对理想，艾轩从未有过质疑，学生时代最高兴的事就是别人能要他的画。那时候的艾轩天天赶着人家后面送画，“如果别人要了那张画，我一整天都特高兴，证明别人觉得你画得好，要是我给同学，他们不要，我就默默的自己藏起来，很伤心。那会儿还没手纸，有时候在厕所看到别人用了我给他的画当手纸用，可伤心了，决定回去好好画。”

  我跟他说儿时理想能实现的人太少了，他很幸福，艾轩轻叹了口气，若有所思地说：“是，而且我还超出了小时候理想很多倍。不过还是那时候最幸福。”

  艾轩说的幸福，是在当时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能偷着画画，后来，等改革开放了，能画自己想画的画是更幸福的事。从我们开始聊“幸福”的时候，艾轩就拧开了桌上的一瓶矿泉水，从儿时的理想、理想实现，再到幸福感，艾轩多次将水试图送到嘴边，又被自己不曾间断的思考、讲述、思考、再讲述所打断，最后艾轩索性又将没喝一口的水瓶给拧上，放回桌子，然后竹筒倒豆子般的跟我说为什么那时候最幸福：“（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大家是被意识形态所限制牵引，能画的题材和形式都受局限，（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又被市场所牵引。所以最自由解放的时候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之间，你能想画什么就画什么。后来经济上来以后，就想着赚钱，但是再后来钱也赚到以后，就自由了，比较能随心情随性的创作，但是又不知道还想要什么了。”

  幸福感最强烈的时候是第一次觉得自己理想实现了。“我深深地记得我拿到那五十块钱的时候，兴奋得都蹦起来了，恨不得把屋顶给掀了，那会儿不知道幸福感怎么就会那么强烈。”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参加的一次全国美展，画被印在了全国美展的画册上，五十块钱是主办方寄给艾轩的稿费。现在艾轩的一幅画在拍卖上拍出多大的数字，他都再也不会那么兴奋。理想已经实现时，再多的，也不是那一刻的期待。

  1981年的某个清晨，天还没亮，军区的大广播已经开始播报新闻。34岁的艾轩迷迷糊糊地端着饭盆排队打饭，满脑子惦记着早饭，这时，依稀听到广播在报那年全国青年美展的获奖名单，“金奖，罗中立……”艾轩压根没往心里去，直到广播里传来自己的名字，“银奖，艾轩……”“听到自己的名字才反应过来。那会高兴得不得了，心想这下我可出名了，全军区都知道我了！”这是艾轩回忆自己第一次觉得成名了的时刻，那是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获得银奖的作品——《有志者》，往后随之而来的新闻和频频在各大媒体上看到关于自己报道时的记忆，已经相对模糊。

  荒原的歌者

  第一次进藏是1974年，还没赶上国家对美术题材和形式的开放，从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区采风回来的艾轩，画的全是解放军进藏区、爬雪山、过草地等革命性主题作品；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再从藏区回来，艾轩就“敞开了”去画。作品是艺术家情感的投射，艾轩投射到他作品上的“寂寞”、“空灵”、“孤寂”等等情绪，是他几十年个人情感与他经历的那个年代的沉淀。

  童年时的被冷落，父亲与继母的斗争，家庭成分的批判，周遭的非议，源于实在有太多新闻性的家族，艾轩的童年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故事。除了儿时的家庭影响所带来的“黑色”情绪以外，艾轩抹不去的，还有那个红色的年代。

  “那时候我心里天天琢磨的，都是今天能做点什么好事还不让人知道，”艾轩真诚地在回忆过去，记者却对那个遥远的年代觉得不可思议，艾轩见状不由拍案而起，“真的！现在跟你们说你们都觉得奇怪，但那时候人们即使很苦很穷，却满腔热血，只想为国家为社会做点什么事。充满了斗志。”

  时间早已将艾轩从儿时唯唯诺诺、胆战心惊的生活中带走，同样也带走了年轻时昂首挺胸的满腔斗志。被人称为“荒原的歌者”的艾轩，作品中挥之不去的宿命感除了是童年时负面情绪的阴影以外，或许还有大时代曲终人散之后的冷清。

  采访前，本以为艾轩是一个会津津乐道作品、高谈阔论艺术的“大艺术家”，见面后却发现艾轩是一个相信宿命却又充满矛盾、“实实在在”的“长辈”。褪去耀眼的光环和膨胀的浮华以后，艺术家的可爱天真溢于言表。当我问他平时是否写诗时，艾轩一乐，“写啊！”立马起身跑到楼上的卧室拿下来一个小本，小本上记满了艾轩在好多个天还没亮的清晨中摸黑的笔迹。对那些没能及时留住的灵感，艾轩依旧是一副认命的态度，“那就是没缘分，无所谓。”对于自己的诗，艾轩一直自谦的说“莫名其妙，没敢给别人看过。跟我爸的诗完全不一样，要是他看了肯定会说两字，逆子！”一边说着一边翻开本子念起来：

  色彩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

  猛力冲向土墙

  红红的心脏生出黑色的双眉

  ——《异感》

  念完，艾轩哈哈大笑，说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兴致来了，艾轩念完一首接一首，边念边自个儿乐，他说从没在外人面前念过这些诗，怕人觉得他有毛病，唯一有一首关于爱情的诗，被各大媒体转载了好多次。剩下的这些“莫名其妙”，艾轩一般只自己偷着乐：

  凯旋者好似滚滚而来的一块肉

  打着

  美丽的嗝

  ——《凯旋者》

  我用双眸垦拓蛮荒

  脑际闪过绿风

  一丝狰狞的微笑

  ——《外一首》

  或许只有这个时候，诗人艾青和画家艾轩的父子血脉，才浅浅交错在一起；也只有这个时候，才见艾轩脸上疲惫散去后的活力渐渐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