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前天发布的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专家团调查报告显示，福岛核电站1号至3号机组反应堆燃料棒可能已熔穿压力容器，外围安全壳面临遭熔穿的严重风险。为此，日本核能监管机构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将福岛第一核电站辐射泄漏强度上调至77万万亿贝克勒尔，这个数据相当于先前估算值的两倍多。而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团则认定，日本核电体制结构混乱、权责不明。

  尽管日本是忧患意识十分强烈，危机感格外突出的国家，在防范地震方面的成就确实有目共睹，却仍然在毁灭性海啸面前显得不堪一击。这一深刻教训，不仅值得大和民族永远铭记，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也是很有警示意义的。

  地震发生后，日本各界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出现概率最高的词，就是“出乎预料”。对大多数人来说，采用这一表述也许具有合理性。但对于那些应该被问责的人们来说，居然也如此一言以蔽之，这显然是在推卸责任，这一轻描淡写的遁词，已引发了公众的强烈不满。

  以目前仍处于失控状态的福岛核电站来说，东京电力公司想用这一表述来推卸责任，摆脱干系，就显得根本难以服人。因为就在2009年6月，在由经济产业省召开的资源、能源调查会上，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的地震研究中心主任就明确指出：公元869年的贞观地震所引发的海啸，就比人们所能想象的程度大得多。如果出现同样程度的海啸，福岛核电站是非常危险的。这位主任在发言中不止一次指出了这一点。

  但东京电力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对这一警示的答复却是：“这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如此轻轻一笔带过，似乎这仅是个学术问题，而非关系无数公众生命安全的迫在眉睫的大问题。不到两年，上述预警不幸言中，一语成谶。福岛核电站捅下天大的娄子，招致天怒人怨，东京电力公司更是千夫所指。对警示充耳不闻，不管如何遭受重创，都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在肇发事故之初，他们居然也用“出乎预料”来为自己做挡箭牌，再加上该公司曾多次瞒报事故的前科，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东京电力自毁的形象已不可能修复。此前，日本国内已有了将该公司收归国有的强烈呼声。

  由于多年来东京电力公司对其核电站一再拍胸脯保证“绝对安全”，所以当专家指出其危险性时，它已没了退路，只能将宝押在碰运气上，希望能逃过此劫。本来今年福岛第一核电站的1号机组服役期满，其他几台机组也将相继到期，可为了追逐超额利润，东京电力公司去年向经济产业省提出了延长20年运行期的申请，理由是运行情况良好。今年2月刚刚得到了延长10年的批复。1000多年前的大海啸，难道就会在这10多年中再度出现吗？巨额支出负担和极低的概率，博弈结果不言而喻。如果当时东电认可专家指出的严峻问题，那就必须采取更严密的防范措施，那需要很大投入。企业在商言商，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本性。况且如承认存在安全隐患，那么其“安全神话”不就不攻而破了么？在这一点上，东电与日本政府倒是高度一致的。因为在资源匮乏的日本，不断提高核电比重是没有选择的。如果承认核电有安全漏洞，则不仅今后无法上马新的核电项目，正在运行的核电站也将遭遇当地居民的反对而难以为继。于是双方心有灵犀一点通，心领神会地结成了核电“安全神话”的“神圣同盟”。

  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去年11月，福岛核电站还就“如果失去电源怎么办”进行防范事故演习。这场演习似乎还有那么点针对性。可在根本就是做做样子的指导思想下，这样的演习怎么可能发现问题？如果那场演习能从严从实战出发，在事故发生之际又何至于如此手忙脚乱，一再贻误战机？

  如今是高度信息化社会，一旦发生灾害，灾害的影响绝非局限于受灾地区。以这次日本大地震为例，地震发生后日本国内外的投资者都看淡日本经济的后市，纷纷抛售手中的股票，以求落袋为安。于是东京证交所抛盘纷至，在震后第二个交易日的3月15日，交易量居然达到58亿股之多，证交所的计算机系统因不堪重负，曾出现短暂中断现象。当时东京证交所高层都吓出了一身冷汗。万幸，东京证交所计算机系统一年前刚刚大幅度升过级，所以没过多久便恢复了运行。如果没有去年的升级，东京证交所因此趴窝的话，麻烦可就大了。

  正如东京大学一位研究失败学的教授所言：眼下日本社会的一大痼疾是，对不愿意看到的问题便视而不见，对不愿意考虑的问题就根本想也不去想。但自然灾害发生与否以及会造成怎样的危害，根本不取决于人们的愿望。法国核安全委员会一位副主席的箴言，很值得日本相关部门深思：核能部门在危机管理中应确立这样的指导思想，即事故是肯定会发生的。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信息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