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东

  “‘奸商’是物价上涨的结果，而不是物价上涨的原因”。这是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的一个明确结论。

  这里的“奸商”，“宽泛地说，就是资本家中的企业家，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活跃的、建设性的因素，他们在物价飞涨时期，不论愿意与否，希望与否，都不得不迅速变富。如果价格不断上涨，那些已购买商品并储存起来或拥有财产和工厂的人肯定会获利。”

  凯恩斯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通胀，指责许多国家的政府“不计后果，把公众对明显是由于政府的错误做法所导致的恶果愤怒引导到‘奸商’这一阶级身上。”

  “政府的错误做法”是什么？放任货币！

  据说这是列宁的一句名言：“摧毁资本主义体系最好的方法是放任货币。”凯恩斯激昂地肯定道：“列宁无疑是正确的。没有比放任货币更精明、更确定的推翻现有社会基础的方式了。这一过程把所有经济规律的隐藏力量都调动起来用于破坏，而且破坏的方式非常隐藏。”

  从中，我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现象：虽然弗里德曼是坚定而有名的凯恩斯主义反对者，但凯恩斯早在1919年就明确指出了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在这一点上，五十年之后的弗里德曼只是重复凯恩斯的结论。

  凯恩斯在做出这一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论时，一直是在与日常理解相反的意义上提到“奸商”，是种反讽用法。政府也好，以至相当部分公众也好，总是将那些提高其商品与服务价格的人称为奸商，并认为物价上涨和通胀是奸商们造成的。而凯恩斯则认定，这些所谓的“奸商”并不是真正的奸商，只是政府嫁祸给他们的污称。

  那些在通胀中提价并赚到钱的人不但不是奸商，反而是市场经济中最为重要的企业家，他们的活跃性和建设性是市场运行与经济增长的根本。至于他们的提价行为，是通胀的结果，而不是通胀的原因。

  凯恩斯的这一结论至关重要。他告诉世人，不能将通胀归罪于所谓商人的投机和囤积居奇。商人的这些行为只是由通胀引起的，也是商人趋利的天性所在，没什么对错之分。如果在一个能赚钱的环境中不去赚钱，那不是商人的本能，也不是真正的商人。这一点并不以人们喜欢与否为判断标准，没有传统上认为的那么多伦理道德色彩，或者，根本就不能诉诸伦理道德层面。

  如果硬要从伦理道德层面上看，那首先是被放任了货币，促成了普遍的持续性的物价上涨。用凯恩斯的话是：“通过持续的通胀，可以秘密地、不被人觉察地没收公众的相当一部分财富。这是一种非常随意的没收方式，虽然使大多数人变穷了，但实际上也使一些人变富有了。这种重新随意分配财富的观点不仅会破坏安全，还会打击人们对现有财富分配的公平性的信心。有些人由于体制原因而发了横财，这笔财富超出其正常所得，甚至超出他们的预期，这部分人就变成了‘奸商’。”

  当然，在通胀中受了损失的人，无论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都同样憎恨这些“奸商”。在有意渲染和引导下，很容易使公众对通胀现实的不满和愤怒几乎全都撒在了这些“奸商”身上。问题是，这种避重就轻和本末倒置的做法，不仅延误了通胀的治理，反而进一步助长了通胀。更成问题的是，就像凯恩斯所分析到的，通胀的持续会使货币变动越来越大，维系市场经济秩序的债权债务关系将趋于混乱甚至毫无意义，财富的获取过程也就因此而堕落成为赌博或购买彩票。

  令人遗憾的是，不管凯恩斯是多么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也不管后来的有识之士多少次重复强调，各国政府和社会却一而再地罔顾这一忠告。

  由此，凯恩斯在1919年的结论和分析，对当前中国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也是有着显著意义的。因为在已步入了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每次遭遇通胀，如果总还是将眼光集中在“奸商”身上，治理措施往往也还是首先从惩治“擅自提价”的“奸商”开始价格管制，并从中找原因，寻求治理措施的话，将严重损害甚至剥夺民企主体应有的市场权益（尤其是市场化自主调价权），其实这也在损毁着经济增长根本基础的同时，很有可能错过了最有利的通胀抑制时机。广而论之，诚然，正如柏拉图2000多年前就在他的《法律篇》和《理想篇》中所指出的：“最高贵的、最包罗万象的工艺，是治国术，即政治的或皇家的‘艺术’。”，但他同时也在《高尔吉亚篇》中明确揭露到：“存在着正义的立法，也存在着诡辩论，即伪装出来的正义；存在着正义的行政管理，也存在着修辞，即前者的代用品。”

  值得再次提醒的是，迄今的每次人类文明进步，总是伴随着真正正义的立法和行政管理；每次的文明衰落，总是在诡辩论的伪装和披着修辞外衣的嫁祸中发生。

  我们需要前者，强烈谴责后者！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