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的画卖100美元时心里很踏实；等卖到100万美元时，却很麻木，甚至有一点点惊慌。”张晓刚曾经这样说。他记得，自己第一张画卖了100美元时，那是实实在在的高兴；当被别人认为值100万美元时，他觉得好像在说另外一个人。这幅卖到100万美元的作品，他当时拿到了大概5000美元。他更看重的，还是别人说他的画很好。

  他是个善于自我反省的人，而正是这种反省给了他冷静的头脑，使得他在德国之行被打击之后绝地逢生，亦在作品被拍出天价之后，反而更多地思考关于艺术本质的问题。

  在各种声音之中，他保持自己的态度，清晰得近乎冷漠。

  ⊙记者 唐真龙

  “你越拒绝前卫，别人越认为你很前卫！”这是张晓刚的困惑，也是很多前卫派艺术家的困惑。作为中国当代画坛最炙手可热的画家，张晓刚不认为自己的艺术很前卫，相反他一直在往回看，一心想要退出前卫，但他的这种艺术态度却成为一种前卫。

  在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落地窗边的沙发上，听着咖啡吧幽雅的轻音乐，看着窗外熙熙攘攘的人流，静谧与喧闹、繁华与纯净，尽在转念之间。记者与张晓刚的采访就约在这里，由于此前已经在各种媒介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因此当他迎面向我们走来时，我们立刻认出了他，沉稳、内敛甚至略显质朴，没有一丝前卫的影子。

  “绝望”的表现主义之旅

  虽然被视为中国当代前卫油画“四大金刚”之一，但张晓刚并不认为自己前卫。与同龄人的经历类似，出生于“大跃进”时期的张晓刚，“文革”时父母被隔离审查、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随后考入四川美术学院绘画系油画专业77级。与同批次的画家相比，张晓刚属于“大器晚成型”，无论在大学期间还是毕业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他的艺术经历都颇为坎坷。直到1992年，一次欧洲之旅，开启了他艺术与人生一道崭新的大门。

  1992年，是张晓刚艺术生涯中一道重要的分水岭。这一年他终于如愿前往德国与表现主义进行了一次最为亲密的接触，但这次接触却促使他与钟爱的表现主义分道扬镳。在德国的3个月时间里，张晓刚每天看画廊、看博物馆，他拍了1000多张片子，这种狂轰滥炸似的浸染在带给他冲击的同时使他感到了绝望。“我记得在德国看小孩画画，随便画几笔都是表现主义的东西，这时我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东西，他们民族的根里就有这个东西，就像中国的书法和水墨一样。”

  这次表现主义之旅改变了张晓刚的艺术观。在1992年之前，张晓刚一直是表现主义的忠实“粉丝”。“表现主义是德国艺术的精华，到德国去一直是我的理想。”从大学时代起，表现主义一直都是他喜爱的艺术形式，虽然后来也曾经喜欢过超现实主义等艺术形式，但他一直保持着对表现主义的热爱。但这次的德国之旅却使他意识到，表现主义并不属于自己，“不是我不喜欢表现主义，而是我看了表现主义的原作之后，我开始知道我是谁了，这个是最重要的。”

  与表现主义面对面使张晓刚一下子找回了自我，但这种感觉使他既兴奋又痛苦。当一个人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并不是原来认为的那个自己时，他首先会感觉到兴奋，之后又会觉得痛苦，那时的张晓刚就是这种感觉。“当你意识到你不是你原来认为的那个人时，你应该是谁呢？应该怎么办呢？非常茫然。”这种痛苦的感觉让他感到绝望，他觉得自己永远画不出那么好的表现主义的作品。

  但正是这种绝望感成就了他——使他最终决定放弃自己一直喜欢的表现主义。“我当时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条就是将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现代艺术相结合，一条是回到中国的传统。这两条路对我来说都没有太大的戏。我很本能地去想，作为一个中国人，要去寻找什么样的资源。”最后他发现，他的资源既不是西方艺术，也不是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传统，而是中国当代。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次“绝望的”出国经历，带来了张晓刚后来的成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种绝望的感觉为大家带来后来的那些作品，如果是一种愉悦的感觉，丰富了我的学养，回来继续工作的话，我觉得画不出‘大家庭’那样的作品。”

  有态度的记忆

  在2010年香港苏富比秋拍中，张晓刚的《创世篇：一个共和国的诞生二号》以5218万港元天价拍出，并刷新张晓刚个人拍卖纪录。现在看来，“共和国”系列和“大家庭”系列都是张晓刚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但这两个系列却有着本质的区别。从“共和国”系列到“大家庭”系列是张晓刚在艺术创作上质的飞跃。

  张晓刚是一位善于自我反省的艺术家，直到现在他还保持着这种自我反省的习惯，这种反省也使得他总是能不断地突破自我。《创世篇：一个共和国的诞生》等两篇作品创作于1991年——1992年间，也就是在张晓刚出国之前，当时他还是四川美院的老师。这两篇作品的创作是为了参加全国美展，当时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因此学校要求每位老师都要出方案，由于之前从来没有画过建党题材，因此他就去图书馆查资料。当他把党史上的一些资料拿出来看时，他惊呆了，“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照片，我们原来受教育的时候都是通过简单的文字，但是我看到这些照片时，我还是受到震撼了。”张晓刚回忆道，首先他为那个时代的一些人如李大钊、瞿秋白等人思想的成熟感到震撼。他们还那么年轻，却有如此完整而深刻的思想，这是张晓刚以前没有感知到的；另外，从那些老照片上，他也发现了不一样的美，他把那些照片借回来铺在床上一看，那个时代的感觉就出来了。于是，循着这种感觉和思路画了“一个共和国的诞生”系列，这个系列是他个人的符号，与个人记忆有关。他认为这样的创作既不违背自己的创作原则，又跟创作的主题有关。但令他感到意外的是，他的创作在当时遭到了否定，送展之后没有被评上。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再也不参加全国美展。

  如果说，“一个共和国的诞生”系列是一种潜意识的探索，那“大家庭”系列就是经过绝望与毁灭之后艺术的重生，是一种成熟的、自觉的探索。

  从德国回来之后，由于始终找不到创作的灵感，有半年的时间张晓刚都没有画画。直到1993年秋，他从北京回到昆明老家，重新思考他在绘画风格上应该做出的改变。他发现了一套家藏的老照片，突然之间，他觉得“要出东西了”，就这样他创作了“大家庭”系列。“大家庭”系列是一种记忆，这种记忆带有鲜明的时代性。张晓刚认为时代性是一件艺术作品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艺术家必须要有个人的东西，要有时代的感觉，哪怕你是反抗这个时代的，你都要有一个态度。”而他认为自己就是反抗这个时代的。

  除了自我反省，张晓刚也是一个喜欢自我检讨的人，他原来有一个习惯，每到年底时要做一个类似反省书一样的东西，今年做了什么，有没有进步，后来慢慢这个习惯就变成了几年做一次，但基本上每年到年底会想一想。

  在“大家庭”系列之后，他又创作了“失忆与记忆”系列，与“大家庭”系列不同，这个系列更多的是探讨人与记忆的关系：一方面人要生存，另一方面又要想保持住某些东西。从2003年起他开始创作这个系列直到现在，中间经历了“里与外”、“绿墙”系列等。最近张晓刚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但他告诉记者，这些想法目前还在酝酿，因此还不便于公开。

  艺术是一个残酷的行业，在这个越来越浮躁的时代里，艺术家的成就跟他的历练成正比。作为一名艺术家，张晓刚认为，他把握的只有两条：一是艺术家与美术史的关系，这是纵向坐标；另一条则是自己在当代艺术中的价值，这是横向坐标。对艺术的追求如同一条由纵横坐标交叉点组成的弧线，在纵横坐标中不断寻找交叉点，艺术才会越来越有高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