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维

  公平分配，明晰产权，是先秦孔孟“民本”思想的经济表征。而笔者以为，如何“以民为本”，孔孟各有其侧重，相较孔子的“均分”理念，孟子的“恒产”理念可能更实在。先秦诸子中，唯孟子有明确的“恒产”理念。产业基于恒产，恒产必须营运；一个扩展的恒产理念极具现实意义。

  孔子强调“均分”——“不患寡而患不均”（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论语·季氏》）孔子还进一步论证道：“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曰》“允，信也。中者，无过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穷，则君禄亦永绝矣，戒之也。”《论语集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如果普天下老百姓都陷于困苦贫穷，“你”的“禄位”也就彻底终结了；所以要“允执其中”，所以有德行的“君王”总是慎实挚守“中道”。孔子的这段话，至今还很有现实意义。当今中国的财富分配，有个很大的困局就是分配不公、贫富分化，所以“十二五规划建议”特别强调改善国民收入分配，增加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进一步说，无论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如何缩小贫富差距以稳定社会政治和经济，是个贯通古今中外的普遍矛盾。

  那如何才能做到“允执其中”即切实有效的所谓公平分配？且看《孟子·梁惠王·上》这段话：“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笔者理解这段话的意思是：没有稳定的私产却有坚定的信念，这样的人只有士才做得成；普通老百姓没有那么多选择和进路、出路，唯有依靠自己的财产过活，无论赡养父母还是婚嫁迎娶抑或抚养子女，亦无论丰年荒年还是治乱更替，都离不得那“二分薄田”（即孟子所说的“百亩之田”、“五亩之宅”）。如若不然，老百姓的生活就失去了最基本的保障和退路，他们的内心就会发生混乱，行为就会失范，整个社会就会乱套。所以孟子进一步说道：“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这同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或“明智的自利”，完全是南辕北辙的两回事）所以，明德贤能的君主会“赋予”百姓以恒产来治理或管理百姓（社会）。当今中国，正在进行“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从解决好“三农问题”的要求出发，依据《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的有关精神，如何确保农民分享土地的恒产效益，协调好农地产权关系，解决好因为“征地”和其他原因而失地少地农民的赔偿补偿问题，减少“群体性事件”，根除“强征悲剧”“强拆悲剧”，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和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根本出发点。这也正是相较孔子的“均分”理念，孟子的“恒产”理念可能更有现实意义的地方。

  首先，恒产不局限于“不动产”和物质资产；其次，恒产就是现代的私产制度、法人所有权和产权交易概念；第三，动态理解恒产，就是产业、产业化营运。

  笔者以为，我们可由此获得的启示有三：一，人无恒产则无恒志。灾后重建和扶贫，构建和谐社会，路径之一是鼓励、支持、帮助人们“成家立业”；二，产业，就是亚当·斯密讲的分工与市场。产业，意味着“分工－合作”。分工出“效率－共享”。部门内部、部门之间、工艺流程的分工，都能提高“投入－产出”效率。分工，意味着发挥比较优势、实现比较利益，告别“大而全，小而全”。三，产业发展是一系列复杂的信息－物质－能量的交流、发展。产业内部、产业之间的联系和关系，制造业内部的关系和联系，服务业内部的关系和联系，制造业同服务业的关系和联系，其形成和运行自有其规律。

  所以，承认和保护“合理合法”的物权和私产，也即“恒产”，是民众治穷致富的物质经济起点。从整体和长远看，明确的恒产即私产制度，也是“民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层建筑由以确立的经济基础。灾后重建、扶贫、改革开放，就是要承认和保护“法人所有权”，确立“公司制”的市场地位，承认、保护、节制“股权”，解放和发挥各个行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是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提升的内在趋势，合乎时宜的制度和体制改革不可或缺。例如，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原因多多，但恒产缺失、产权不清因而产业营运不振亦是一大原因，诸如农地、草场、山林、矿产、水体的权属和利益关系（物权关系和利益配置机制）的失调、失衡等等。

  于今“国学”热，然先秦孔孟之道与后世硕儒之学之疑似不可不察。尽管中国有五千年历史，却鲜有五十年寿命的建筑，足见这内圣外王的“心道”无论如何都不是个好东西。虽然孟夫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向世人道出了恒产这个“真理”，只可惜言者谆谆信者寥寥。只是如果上下都只顾眼前和眼钱，又何言“允执其中”？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