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在于当前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如此，这一不合理的货币体系还构成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障碍。因此，如何改革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来使世界经济尽快走向复苏和繁荣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
在国际层面上，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结构变化的情况下，世界货币体系改革的当务之急是需要创建一种可以约束美国肆意增加美元发行量、降低全球金融风险的有效机制，那种“推倒重来”的过激做法并不理性。
⊙华民 田素华
上个世纪70年代，在石油危机冲击下，世界陷入了流动性恐慌，这种恐慌大致上是由以下两方面因素所造成的：一是石油涨价导致对货币需求的增加；二是因为美国贸易逆差导致其黄金储备趋于枯竭，货币供给能力下降。面对以上困境（即特里芬困境），世界不得不对创建于1945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加以改革。最后，在别无良策之下，世界不得不选择管理纸币本位取而代之。国际货币的这一改革赋予了美元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并把世界发钞权交给了美国。
事实表明这一改革的收益是巨大的，但成本也是昂贵的。此项改革的收益是世界突破了流动性短缺的瓶颈。但是其成本之高，也是改革之初人们所没有想到的。我们这里所说的成本主要有两项：一是由浮动汇率带来的成本；二是将世界发钞权交给美国所带来的成本。
浮动汇率带来的主要问题是对世界贸易的冲击。从国际经验来看：在实行金本位货币制度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有效运行时期，世界贸易是繁荣的；而在金本位解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段时间里，世界贸易是衰退的；布雷顿体系解体之后，由于固定汇率被浮动汇率所取代，世界贸易是波动且趋于减弱的。
由此可见，用管理纸币本位制度来替代金本位制度，以及随之而来的汇率波动对于世界贸易是不利的。至于将世界货币发行权交给美国，事后看来问题就更大了。由于在管理纸币本位制度下，货币发行缺乏硬约束，掌控世界货币发行权的美国就可以利用该制度来谋私，那就是通过超额发行货币来增加铸币税、提升本国的福利水平，而不必承担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
如果进一步从动态的角度来观察，就可以发现，由此项改革带来的收益具有递减的趋势，而其成本则呈递增之势。因此，从长远来看，由美国独家提供世界通货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可持续的，对这样的国际货币体系加以进一步的改革也是在所难免的。收益与成本的动态转换主要取决于美国提供的世界货币数量是否符合国际市场的需求。
在2000年之前的康德拉基耶夫长周期的上升时期，美国所提供的货币供应量是可以被需求方所吸收的，对美元的需求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来自于新兴产业的需求，比如在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上市的IT公司的融资需求；第二是来自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需求，比如处于经济起飞期的中国和印度等；第三是全球跨国公司的融资需求。毫无疑问，由以上三种需求吸纳的流动性是有利于世界经济增长的，因为它们最终都变成了固定资产而进入实体经济的循环。因此在那段时间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其成本。
但是，伴随着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本次康德拉基耶夫周期便开始进入下降期。于是，过去为人们所忽视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所带来的成本迅速提高，而收益则急速下降。其中的原因就在于美国继续增加的货币供给不仅不能进入实体经济，反而导致了世界经济的泡沫化。当周期进入下降阶段后，美国宏观管理当局为了维持经济增长而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是预料之中的。
然而，在全球经济增长下降、世界缺乏投资机会、实体经济部门已经没有能力吸收这些新增流动性的情况下，由美联储扩张货币政策创造的流动性只能流向虚拟的金融部门，从而导致了全球性资产价格暴涨与世界经济的泡沫化。这时，世界发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带来的收益荡然无存，而隐含其中的成本迅速膨胀。而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当今这种以美元为本位的、不受黄金约束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加以改革。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本位（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的银本位、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曾经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但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先后淘汰了以上诸种制度安排。
这些国际货币制度之所以会被淘汰，归根到底是因为在各种各样的金本位制度下，货币供给最终总会受到存量黄金储备不足与流量产量有限的约束，而发生通货紧缩的危机。正因为如此，世界才在20世界70年代中期之后选择了以美元为世界本位货币的管理纸币本位制度。
尽管在改行管理纸币本位制度后，金本位制度的下的“特里芬”困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新的问题随之而来。简单地讲，管理纸币本位制度下的新问题主要有二：其一，是发钞国的谋私行为；其二，是浮动汇率制度对世界贸易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在金本位制度下，由于存在货币发行的纪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增加货币发行来谋私。但是，在管理纸币本位制度下情况就不同了，由于货币发行不再需要以黄金作为担保，所以发钞国就可以通过超额发行货币来获取更多的“铸币税”，亦可推行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增加进口需求、提高本国居民的福利，当然也可以采取更为扩张的财政政策来保持本国经济的高增长。
但是，借助于以上这些渠道而导致的货币超发必定会带来世界范围的流动性泛滥，并推动世界大宗商品和一般商品价格的上涨，其后果就如我们目前已经看到的那样，必定是全球性生产成本的上升与生活水准的下降。由此可见，在管理纸币本位制度下，国际本位货币发行国通过货币超发而谋私的行为势必会造成为负的外部性：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所得，即为该制度下所有非发行国的所失。因此，管理纸币制度下的博弈具有零和性质。
管理纸币本位制度带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对于国际贸易的冲击。在通常情况下，与金本位对应的汇率制度必定是固定汇率制度，因为金本位制度下严格的货币发行纪律与货币自由可兑换决定了国际收支的调整主要是靠黄金的输入或输出（如果是金汇兑制度则是资本的流动），而不是价格（汇率）的波动。
但是，管理纸币本位制度下的汇率天然具有浮动性，发钞国的不受约束的发钞行为，必定会迫使世界其他国家通过汇率浮动来规避由此可能产生的流动性冲击。然而，正如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指出的那样，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固定汇率制度对于国际贸易发展是有利的，而浮动汇率则是不利于贸易发展的。
管理纸币本位制度的以上问题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究竟应当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本位货币来保证世界经济的平稳运行、促进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至今仍是一个需要加以认真研究与深入探讨的问题。从理论上讲，能够充当国际本位货币的货币必须满足以下条件：经济基本面良好（即经济实力要足够强大）、币值稳定、金融市场发达和拥有规模巨大的货币交易网络。
从现实情况来看，目前正在参与竞争的国际货币主要有：美元、欧元和日元、以及正在逐步走向国际化的人民币。如果将以上所列的货币做个比较，那么最符合国际本位货币条件的只能是美元。统计数据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到2008年年底，在全球外汇储备的币种构成中，美元约占64%，欧元、英镑、日元各占27%、4%和3%，人民币尚未被国际社会作为储备货币来接受。
由此可见，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比重远远超过其他主要货币。此外，在国际贸易的计价和结算中，人们也更加愿意采用美元作为计价与结算货币。在世界的金融活动中，人们也更多地愿意持有美元资产。所有这些，留给世界一个难题：我们究竟是要还是不要美元？
以美元为本位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仍将惯性运行
为了求解以上提出的这个难题，我们有必要从基本面入手，来比较各种参与国际货币竞争的国家的竞争力。之所以需要做这样的比较，是因为能够提供国际本位货币的国家必须要有实力，在有多种货币参与竞争的情况下，实力主要体现在国家竞争力上，而不是某个经济体的总量规模上。其中的道理也很简单，总量规模不仅与国家竞争力有关，而且也与国家的人口规模相关，因此简单地进行总量规模的比较，就很容易忽略掉真正决定一国货币是否可以成为国际本位货币之最为本质的因素。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美元是国际本位货币，欧元与日元是国际化的货币，人民币则是正在想要走向国际化的货币。因此就路径依赖的角度来讲，短期内是没有一种货币可以替代美元的。那么未来又会怎样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有必要对以上四种货币的供给者，即美国、欧元区国家、日本与中国的基本面加以分析比较。为此，我们就需要弄清楚以上所列举的四个国家究竟是依靠什么要素参与国际竞争的。
简单说来，美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要素是“知识”、欧元区国家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要素是“审美”、日本依靠的是“技术”、而中国依靠的则是“廉价劳动”。由此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一目了然，美国处在国际分工的高端，中国处在国际分工的低端，日本处在国际分工的中间层面上，而欧元区国家则在国际垂直分工的体系之外专门从事异质性高端消费品与制成品的生产活动。由此可见，在以上四个国家或经济体中，唯一能与美国一比高低的也就只有可以独立于美国领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之外、自成体系生产差别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的欧元区国家。
但是，与美国相比，欧元区国家仍然处在下风，因为美国已经控制了金融和贸易的制高点，在很多市场领域已经达到了“胜者通吃”的程度，而欧元区国家所能得到的只是世界为数不多的有闲阶级才能享用的奢侈品市场与部分制成品市场，且区内贸易占了很高的比重。毫无疑问，一种货币的国际地位既与其竞争力相关，也与其流通范围的大小有关，前者决定其被国际社会接受的程度，后者则决定其网络效应的大小。
因此，美国与欧元区国家在国际市场占有份额上的差别，决定了美元至今仍是世界的本位货币，而欧元归根到底还是一种区域性货币。这也就是说，从国际货币体系的现实出发，美元仍将作为世界本位货币而惯性运行。（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