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立

  关于个税改革的话题已持续一段时间了，提高起征点是最主要的讨论议题，民意压倒性地倾向于提高，但到底提到什么程度，学界似乎还有些争议。最近参加了一次相关问题研讨会，一些学者从学术角度阐述了起征点不宜过高的理由，归纳起来有两点很关键：一是起征点提高将减少政府税收收入，当经济下滑时，有可能削弱以宏观手段拉动经济复苏的力量；二是中国民众储蓄倾向太过严重，百姓从税收减负中获得的流动性将有很大一部分不会进入消费和投资领域，如此不利于推动经济增长。

  应该说，“不宜过高”的说法并没有错，凡事都该有个“度”，但问题是什么程度算是“过高”，专家们没有界定，不免让人产生疑惑。不过，本文也不打算讨论这个“度”，而只是想针对上述逻辑阐述一下不同的看法。

  长期以来，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人们普遍对经济衰退时期政府职能存有很深的误解。在有些人看来，经济衰退期政府当主动投资，以支柱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复兴来拉动经济全面反转。对于“何谓经济反转”，我在本专栏已经不止一次说过，经济的反转应该是“价值”的反转，而非“量”的反转。“价值”不是“产值”，因为后者不过是“量”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而前者则是一个经济体实力、能力、内涵等多方位因素的市场反映，是比“量”复杂得多的经济衡量标准。

  尽管价值的内涵复杂，但根本逻辑却很简单，即预期收益的正函数，资本化率的反函数。只有当新项目（或者新的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其实就是产出效率）高于现有资本化率时，新项目（或新投资）才能带来价值的增长，反之，只能使价值进一步下降。

  在这样的逻辑框架下，经济能否反转的关键就集中在新增投资产出效率与资本化率之间的关系上了。作为宏观经济体，它的资本化率显然是难以量化的，因此要想准确推算出到底什么样的投资是正确的几乎不可能。但好在我们有市场，可以通过市场的投票机制来确定究竟哪些项目是应该投资的。而所谓的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反转则是由政府决策代替市场投票，尽管这不过是主观定价和市场定价的争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至今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政府决策优于市场投票，历史上，凯恩斯主义的失效也支持了这样的结论。

  而那些对于还税于民比较担忧的人恰恰漠视了这一点，在这些人的潜意识里，政府比市场更聪明，因此只要是政府投资的项目都能给经济健康发展带来正效应，尤其是经济衰退时期。说心里话，我倒真希望这些人是对的，至少对于我们这些整日思考投资策略与绩效评估的人来说，是一条解决问题的捷径。但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无法证明这条捷径的存在。与其如此，那就不如还税于民，把投票的“大权”交还到国民手中，让百姓去市场中投票来决定经济的发展速度与节奏，岂不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规律？

  但这也恰恰构成了本文开头提到的第二种担忧：储蓄倾向造成的流动性退出。对于这样的观点，我以为错误有二：一是储蓄并非退出。中国人确有储存财富的文化传承，现代经济社会模式下，这种传承的最主要表达方式就是储蓄。但储蓄只是使财富暂时离开所有者，并没有退出经济循环。获得储蓄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贷款、债券等多种方式将资金重新注入经济循环中，并且以更专业的管理方式管理投资。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百姓的投资。二来，就算百姓真的连储蓄都不干了，让货币以一种极端的方式退出流通了，谁能证明这就是错误的呢？或许此时在最广大的投资群体看来，市场没有可以使得经济真正反转的项目，于是以不投资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仅此而已。必须明白，某些情形下，不投资的效果优于盲目投资。而这种“无为而治”的勇气恰恰是政府决策很难彰显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在还税于民基础上的百姓“无为”，可能更符合经济健康发展的诉求，这一点在经济严重衰退时期更加重要，也更加智慧。

  还税于民在政治经济学者看来更多的是一种民生，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象征性表达的优惠；在货币学派经济学家看来更像是转移支付；而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的眼中，还税于民在逻辑上可能不利于宏观经济健康发展。然而在金融学看来，恰恰是建立在还税于民基础上的财富“回流”才使得最广大的投资者有了更多表达意见的投票权，用这些意见来展示市场预期，为宏观决策提供市场依据，因而才显现出更大的价值和意义。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更富有经济价值层面上的意义。还税于民不是一种福利，不是转移支付，更不是经济发展的非健康因素，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决定个税起征点的时候，大可不必出于某种施舍的心态，或者被动的姿态，而应从宏观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以一种如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一样的自觉心态，来主动推进。或许我们会发现，个税改革极有可能开启一扇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大门。

  （作者系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