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复杂多变，相机而行的政策措施是必要的，但若处理不慎，很容易导致政策的短期效应。目前建立宏观调控决策的风险评估机制显得越来越迫切。评估机构可以是政府宏观调控相关部门，也可以是独立评估机构。可尝试通过建立一套严格的评估程序对宏观调控措施作风险评估，据此向宏观决策部门提供政策建议。

  谭丰华

  国人或许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深切体验政策选择的风险性。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50个城市主要食品平均价格变动情况”显示，6月以来，猪肉价格涨幅连续两期排名主要食品价格涨幅前三，平均接近每斤15元，已直逼牛肉价格，让人们对于未来物价涨势充满忧虑。很多人预计6月份CPI涨幅将达6%。从目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效果及市场资金流向看，笔者认为6%仍不会是CPI的峰值。

  这种忧虑引发了对于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争论，这些争论主要集中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与加息选择、是否存在滞胀隐忧等方面。当下，权威经济学家在这些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自去年以来，央行已先后12次上调准备金率，大中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21.5%，但从实效看其能量已达顶点，与多次提高准备金率相伴相随的是依然高居不下的CPI。目前通胀根源主要是货币超发，但不应忽略的一个因素是输入型通胀，财政资金、国际热钱的炒作，产业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等等。面对这些严重非中介化的“脱媒”金融体系，存款准备金率显然鞭长莫及。存款准备金率虽然在理论上可以没有高限，但其效能却必定是有限的，它大大减小了市场资金供给，造成民营企业的资金紧张。从近几年的宏观政策实际效果看，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对于民营企业未能获得显著利好，但经济收缩对于其中不少企业来说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甚至磨难。但即便如此，当前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依然充裕，只是没有动力流向实体经济。从目前各方热议的加息政策看，其效果必然是加大资金使用成本，很有可能助推经济失衡，加剧经济衰退。而当前除通胀外，我国还面临着即使不算经济衰退、也至少是增长乏力的威胁，如果加息使得内需不足、民间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热状况，必将使治理通胀的成本转嫁给企业，可通胀难题的最终解决必须依靠企业。更有分析指出，目前我国通胀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通胀本身的担忧，企业越来越大的库存压力即是明证，在强烈的通胀预期下，因资金和库存容量有限，企业是“欲增库存而不能”。在通胀短期内难以有效抑制、而经济增长又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滞胀将至少成为一个可能的危险。

  由此可见，目前的关键问题，是物价水平及民营经济的生存发展问题，归根结底是抑制通胀与经济发展的矛盾问题，这个问题依然在考验着决策层的智慧，而从学界的讨论来看，目前的政策选择正陷于胶着之中，面临两难取舍。根据金融危机以来的政策实践，笔者认为当前理应高度重视政策选择的风险性。

  相机而行的政策措施是必要的，但如缺乏必要的宏观调控决策风险评估，则很容易导致政策的短期效应，并由此带来下一个政策的“受迫性失误”。宏观调控的目的是让经济平稳发展，但若处理不慎，这种调控往往又会成为下一波经济剧烈波动的诱因，政策的“路径依赖”会导致政策的矛盾甚至失效。宏观政策必须着眼于长期，着眼于结构性问题，着眼于根本性的调整。我国经济目前最大的结构性问题，一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二是结构转型问题，但过去几年推行的扩容性政策的客观效果却是不断压缩民营经济的空间，显然不利于这些结构性问题的解决。因此，笔者认为，当前采用偏向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货币、财税政策并辅以必要的行政调控，改善民营企业经营环境、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国内需求应是治本之策、也是当务之急。

  从目前关于宏观经济政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情况看，建立一个宏观调控决策风险评估机制是必要的。这种机制应涉及价格、税收、信贷、汇率等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及行政手段，从政策的长期效应角度进行客观评估，对宏观经济形势进行预测，重点针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短期波动与长期发展等诸多因素进行分类及综合评估并提出政策建议，对政策执行过程中短期和长期风险进行监控与预警，对政策的针对性、可行性和有效性进行研判，并提出动态调整的建议。例如，当经济的发展形势超过预期、而很多政策措施又都是根据预期来制定的，或者当针对经济波动的政策损害到经济发展根基时，就有必要调整。

  我国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全球性金融危机及稳定物价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但鉴于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复杂多变，要求对宏观调控决策进行风险评估已越来越迫切。宏观调控决策评估机构可以是政府宏观调控相关部门，也可以是独立评估机构，依笔者之见，最好是后者，如民间智库等。可尝试通过建立一套严格的评估程序对宏观调控措施作风险评估，据此向宏观决策部门提供政策建议，以提高宏观调控决策的科学性与稳定性，并降低宏观调控政策的操作性风险。

  （作者系北京媒体人，财经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