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正是考验决策者水平、增强政策灵活性、把握好政策节奏和力度、判断政策高明程度的关键时刻。我们所需要的货币政策灵活性，既要有眼前的考虑，更要有长远的思路，或将经历“稳中求变”、 “变中求解”、“解中求果”三个步骤，正确处理好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最大限度发挥货币政策的灵活性作用。

  谭浩俊

  各方观察人士注意到，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今年第二季度例会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释放出了政策微调的信号。比如，首次提出要“把握好政策节奏和力度”，重申要“注意把握政策的稳定性、针对性和灵活性”， 强调要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特别是对“三农”、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等等。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货币政策可谓经历了史上罕见的“过山车”，从两年时间投放几十万亿货币到在不到一年时间内12次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回收银行体系过量流动性超过4.2万亿元人民币，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也攀升至21.5％的历史高位。

  无论是金融危机爆发后货币的天量投放，还是在通货膨胀压力下政策的步步紧缩，都可以认为是特殊形势下的特殊手段。问题在于，面对经济形势的变幻莫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把握好政策的节奏和力度，才是对决策者的真正考验，也是政策高明与否的关键。

  显然，眼下就到了考验决策者水平、增强政策灵活性、把握好政策节奏和力度、判断政策高明程度的关键时刻。因为，只有增强政策的灵活性、把握好政策的节奏和力度，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货币政策的正面作用，减少货币政策的负面效应。

  那么，欲使货币政策更加灵活、政策的节奏和力度更加科学，笔者之见，有“稳中求变”、 “变中求解”、“解中求果”三个步骤。

  在经历了“过山车”般的激烈震荡以后，现实已不允许货币政策继续强烈震荡，“稳定”已不仅仅体现在“紧缩”，而应更多突出“灵活”，力求“稳中求变”。一方面，政策必须保持稳健状态，避免对通胀产生新的动力；另一方面，在政策持续紧缩以后，经济形势变得更加微妙，特别是中小企业，普遍出现了信贷资源紧缺、融资成本急剧攀升的问题，如果继续紧缩下去，很难避免“超调”、“过调”现象。因此，在不改变“稳健”基本格调的情况下，放缓紧缩步伐，把握好政策的节奏和力度，并用更加灵活的方式对政策进行微调，化解薄弱环节的融资困局，就成了当前货币政策最重要、最关键的工作。应当说，此次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已释放出了政策“稳中求变”的积极信号。

  在结构性矛盾难以短期内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变中求解”的思路可重点突出这样两个方面。在不改变货币政策基本格调的基础上，适度放缓货币总量的控制，释放一部分信贷资金，重点用于解决“三农”和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前提是，释放的资金必须真正用到“三农”和中小企业身上，而不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把释放的资金全部投到其他方面。如果这样，监管部门应当对商业银行给予处罚；加大信贷结构调整力度，改变目前信贷资金流入非生产类企业比重过高、生产类企业和中小企业比重过低的现象，逐步提高生产类企业的信贷资金比重，增强经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此基础上，要加强对民间金融行为的监管，严厉打击各种违法金融行为，特别是高利贷行为，避免金融秩序的进一步恶化。

  解决眼前的问题是货币政策“稳中求变”、“变中求解”的目的，而最终目的是要通过政策的调整和完善，找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使中国的金融政策更加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适应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经济的运行质量与水平。

  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金融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重点要做好三项工作。首先，提高货币政策的前瞻性，避免大起大落。这一点，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其次，加大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监管失位、缺位，甚至错位，是货币政策稳定性不够、信贷资金效率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监管的力度大一些、针对性强一些，就不可能出现信贷资金过度流入政府融资平台、开发商和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现象，更不可能出现地下金融泛滥的现象。如何提高监管水平、加大监管力度，使监管更有作为，也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和关注的问题；其三，规范银行的经营行为。目前，银行在经营上存在信贷投放无序、收费泛滥两大积重难返的问题。这不仅让中国的银行公信力严重下降，也使银行的风险隐患增多。如何规范银行的信贷行为，是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总之，我们所需要的货币政策灵活性，既要有眼前的考虑，更要有长远的思路。只有正确处理好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货币政策的灵活性作用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作者单位：江苏省镇江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