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并基于对经济复苏的乐观预期，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2010年底开始退出。2011年又明确将货币政策基调定位于“稳健”。从实际情况看，“稳健”已演绎为“从紧”。目前，从紧的政策效果不断显现，对“硬着陆”的担忧也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那么，究竟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未来前景？如何把握货币政策方向、重点和力度？是一大考验。

  ⊙葛兆强

  经济短期内不会出现“硬着陆”

  2009年以来，在全球经济一片萧瑟中，中国经济独树一帜，实现了较高速度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投资过度引发的“被动性增长”，而不是民间资本大规模投入所形成的主动性增长，增长的内生动力一直不足。因此，货币政策的从紧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比如，频繁提高准备金率导致银行可贷资金捉襟见肘，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受到严重抑制。目前，不仅房地产业、地方融资平台和中小企业面临贷款难的问题，许多行业和企业正常的信贷需求也难以满足。信贷的收紧，提高了银行的议价能力，推动了银行贷款利率和民间借贷利率的上升，推升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和整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但令人担心的是，近期企业产成品库存不断增加，工业增长持续下滑，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有所显现，中西部开发的资金约束压力加大，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经营成本持续上升，等等。这些问题，再加上发达经济体刺激政策的逐步退出及其经济增长持续缓慢，未来中国经济可能会比过去的两年更加艰难。

  然而，就此认为中国经济将要“硬着陆”是错误的。原因在于：

  一、近期中国经济放缓是主动调整的后果，而且经济增速会保持在9%以上。在政府主导投资和巨额社会储蓄的支持下，中国经济短期出现硬着陆的概率极低。

  二是中国银行业的经营运行比较健康。2010年12月底，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仅为2.4％，281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全部超过8%，商业银行承受风险的能力很强。

  三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可控。尽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目前积累了一定风险，但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债务总额10.7万亿，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7%。而且，我国政府目前的债务还没有超过偿债能力，即使未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坏账有所增加，也不会引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四是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比较健康。目前，居民的消费贷款余额仅占银行总贷款余额的20％，还不到居民一年的总收入。

  此外，中小企业融资难以及一些产能过剩行业的融资难等问题不会撼动中国经济的运行质量。因为，中小企业的融资难是一个中国乃至全球的常态性问题，在当前的境况下更不会得到解决。至于产能过剩行业，我们正可以利用信贷紧张的时机实现淘汰、转移和升级，有利于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货币政策

  应由“从紧”回归“稳健”

  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最大风险，是通胀压力的持续积累和难以消除。未来一段时间，尽管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可能趋缓，翘尾因素也会由高变低，通货膨胀快速攀升的态势有望终止，但全年能否将CPI控制在5%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继续维持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必要的。但是，考虑到经济运行的现状和未来走势，对从紧的货币政策进行微调，回归政策“稳健”的本质也是必需的。在通货膨胀有望得到遏制的趋势下，未来一段时间的政策调控重心应从“控通胀”转向“控通胀，保增长”。

  一是在维持从紧基调不变的情况下，放缓收紧步伐，以缓解市场对流动性持续收紧的预期，减轻因金融机构集体性增加流动性储备而造成的流动性过度紧缺。

  二是放缓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频率，多用公开市场操作来回收流动性，适度增加货币市场资金供给量。

  三是适度扩大信贷投放规模。下半年信贷增速不宜明显放缓，全年增速保持在16％左右较为合适。

  四是主要依靠加息等价格工具来调控通胀压力，有效解决负利率问题，可考虑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相对于前三条建议，笔者认为，本条建议更为重要。因为，政策工具选择是否适当，直接关系到货币政策的力度和效果。

  在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上，未来一段时间应数量工具与价格工具并重，且以价格工具为主。理论上，提高准备金率等数量工具，有利于央行调节市场流动性，有效控制货币和信贷增长速度，但它属于中长期政策工具，对控制短期通胀作用较小，所以，国外央行在实践中甚少动用。

  可是，央行近来却将其作为调控的“月度”工具，频频使用。为什么央行偏爱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主要目的可能还不在于控制通胀，也不仅仅是为了调控货币流动性，关键原因有二：一是回应国外进入的热钱。二是央行对数量工具信心较足。

  同价格型工具相比，数量型工具的针对性较强，效果更易于事前模拟和事后检验，也易于动态调整从而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央行能够较为准确地掌握各商业银行的存贷状况和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因此，通过调整准备金率在现有的资金“池子”里做加减法，辅以央票发行和国债回购等公开市场操作以平滑波动，心里比较有底。

  而利率和汇率等价格工具作用的范围则更为广泛，对其效果的把握更难。而且，价格型工具涉及的政策考虑和政策博弈更多，在国际化程度很高的环境下，利率和汇率的调整还不得不考虑其他经济体的政策反馈。

  为适应“控通胀，保增长”的要求，笔者建议在存款准备金率已达21.%的情况下，尽量减少数量工具的使用频率，更多地依靠价格工具，在利率调整方面加大力度。目前，一年期贷款利率是6.3%，而通胀率达到了5.5%，实际贷款利率仅为0.8%。从有效控制通胀和贷款增长角度出发，实际贷款利率至少应该达到2%-2.5%。这意味着，贷款利率至少还有上调150基点的空间。

  实际上，导致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最大风险，是通胀得不到有效控制。因为，如果通胀继续加速上升，比如到7%、9%，未来某个时期可能需要实施比现在更强的货币紧缩，这将导致经济出现更为显著的降温。与其那样，还不如现在就大幅上调贷款利率。

  货币政策决策应提升专业性

  目前，货币政策最大的问题是政策应该按照何种力度，何种节奏执行，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平衡？能否实现这一平衡，不仅取决于政策制定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博弈能否良好达成，更取决于决策部门的专业能力。因为，货币政策一旦实施，就会与经济运行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的有机系统。

  政策效果的好坏，客观上需要政策制定部门必须事前对经济运行的反应做出合理预期，并根据市场反应及时准确地对政策进行调整。这样，就对货币政策决策部门的专业能力和独立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众所周知，货币政策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在不同时期，通常需要决策部门相机抉择，但最重要的是保持物价稳定。在央行缺乏独立性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目标通常会服从行政目标。

  同时，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比较特殊，所以，非专业人士难以对货币政策及其实施时机、节奏和力度有着准确的把握。所以，货币政策的决策权必须掌握在真正的专业人士手中。

  一般地讲，政策决策部门的专业性不仅仅是指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预见性和前瞻性。然而，我们在这个方面一直乏善可陈。远的不说，就以近期为例。2008年上半年，尽管次贷危机已经导致全球经济增速放慢，但有关部门仍然将调控重点定位于控制经济过热，持续实施紧缩政策，结果导致下半年经济增长迅速下滑。

  为什么我们搞了30多年的市场经济，至今仍难以根除或弱化“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传统痼疾？关键原因在于决策部门对市场运行规律把握的不到位，对市场主体的预期及其行为缺乏深入了解，市场化调控的能力还明显不足，习惯于用“快、重、狠”的旨在“立竿见影”行政手段来调控经济。

  结果，要么陷入过犹不及，要么陷入矫枉过正。而为了减少这种过度的政策效果，决策部门通常又会在政策上踩急刹车，从而进一步加剧市场预期的紊乱和经济运行的失序。笔者认为，要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效果，维护经济稳定，决策部门的专业性、预见性必须切实增强，政策变化必须与市场预期相适应，所谓的“出其不意”应该杜绝。

  四、切实提高政策的独立性和预见性

  目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开始疲软，我们曾一直担心的输入型通胀有所弱化。同时，国际经济形势也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尽管目前大多数人都对未来全球经济再次陷入衰退持否定态度，但世界经济重新陷入衰退的概率为三分之一。

  在这种背景下，决策部门应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走势，动态决策，特别要预防货币政策超调风险。尽管维持从紧的货币政策有必要，但必须考虑实体经济和宏观经济的承受能力，相关部门应适当放缓从紧政策的节奏和力度，减少数量工具的应用频率，重视价格工具作用的发挥，切实提高政策的独立性和预见性。

  （作者系招商银行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