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启雯

  国际政治和经济中的大部分问题不但难以凭借价值观做出明确判断，甚至也很难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或运用科学主义的方式推定某个结论。而研究历史和现实的意义，除了活生生的数字和严谨扎实的细节还原外，还在于从“理解往昔”中“预见未来”。据此，徐滇庆和学生合著《中国不怕》一书带给我们最重要的信息是：崛起中的中国，树大招风，面对纷繁芜杂的问题与争论，关键是把握常识，妥善应对。

  就拿汇率来说吧。汇率是国际经济纠纷的焦点或直接表现。在非战争状态下，国家间的竞争向来是围绕着汇率。近几年美国拿人民币汇率大做文章，实施花样繁多的经济调查、制约乃至制裁，便是个典型例子。去年3月，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负责人伯格斯坦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就建议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标签。他说，低估人民币汇率等于给中国出口商品提供了25%至40%的补贴，或者说给所有进口商品增加了等值的关税，降低了中国人购买外国商品的意愿。伯格斯坦辩解说，不能把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视同贸易保护主义，而应当说美国此举是“反贸易保护主义”。差不多同时，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也著文宣称，中国保持人民币低币值的政策，已成全球经济复苏的毒药，要中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承担责任”。

  伯格斯坦和克鲁格曼此举，已超越了各种利益纠葛的学术观点，更多反映国家间现实利益的纷争。所以，徐滇庆的回击没有引经据典、拉古扯今，而是用一个个真实的数字去批驳，不依不饶地指出两人起码犯了“三个原则性错误”：错误估算了中国GDP数值、经常项目顺差数值与进出口价格弹性。在提到伯格斯坦等人利用那些不经认真考证的“某贸易条件指标”（大都可能是统计失真本身造成的假象或者是对数据缺少标准化处理而造成的错觉）就随便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时，徐滇庆颇带讽刺口吻：“由于他们在使用贸易权重法时将模型中三个主要数据都弄错了，输入的是垃圾，输出的自然还是垃圾。”

  在徐滇庆看来，美国“光叫不咬”的政策尤其需要冷眼审视，因为华盛顿催促人民币升值的根本用意，在于迫使中国更多地开放市场，特别是更多地开放金融市场。而在中国应对金融危机能力不足的条件下，激进开放金融市场，显然并非上佳选项——因为中国正处在特殊的“战略拐点”上，需要实现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突破。对于金融领域的开放，国内大多数学者和决策者关注的是“战术”层面的风险。实际上，金融开放的最大风险源自“战略”层面，即金融开放本质上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中国金融业要顺利走向开放绝对不能缺少这样的战略危机意识。

  再说以经济制裁为主的“贸易战”。美国前总统威尔森1919年曾说：“经济制裁是和平的、静悄悄的，无须使用武力，但却能击中要害的治疗方法。经济制裁不需要在被制裁国以外支付生命的代价，但是却给被制裁的国家带来巨大的压力。以我的判断，没有一个现代化国家可以承受这种压力。”

  徐滇庆认为威尔森的观点有些片面和绝对，经济制裁的确可以产生压力，但许多国家都能承受这种压力。由于这种压力不一定能保证达到预期目标，所以经济制裁的使用范围受到了限制，“经济学家总结了有史以来的经济制裁案例（1914年—2009年的199次经济制裁当中，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发起的经济制裁共27次，占总数13.6%；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单独或领头发起了133次经济制裁；如果算上参与联合国的经济制裁，美国共参与160多次经济制裁），发现经济制裁的成功率只有35%左右”。

  为什么多数经济制裁会失败？徐滇庆总结了历史上的199次经济制裁，得出六条基本“戒律”：不要制裁大国、制裁你的朋友、别得罪人、选择有限的目标、铁壁合围结成统一战线、速战速决。这些听起来很琐碎，却是影响实施经济制裁成败的“致命细节”——因此在发起经济制裁之前，决策者（决策国）必须慎重思考。

  而用这六条基本“戒律”观察过去几年乃至几十年的中美贸易关系，不难发现，“双方都知道经济制裁是柄双刃剑，弄不好会伤害自己，削弱自身的竞争能力，最后把市场份额拱手让给真正的竞争对手。事实证明，双方在摸清对方的底线之后，都能够采取合理的对策。”今日世界，早已不是“零和博弈”的冷兵器时代，最佳策略是谋求共赢。

  最后说说“粮食安全”。在2008年“世界粮食危机”那段紧张日子，有学者曾指出，当今世界逐渐形成了一个“沙漏式”的食物体系：沙漏上端和下端分别是数量庞大的生产者( 农民或农场主)和消费者；沙漏中间细细的瓶颈部分是生产者和消费者沟通的通道——即食品企业。食品企业决定以什么价格从生产者那里收购原料，经过一番加工以后，再以什么价格卖给消费者，在这个过程中，生产者和消费者正在慢慢地丧失粮食或者食品的定价权。

  无论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力量”，还是掌控着我们饮食习惯和选择的权力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都是陌生的，因为这些是“隐形”的。难能可贵的是，徐滇庆通过一系列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却有所不同。他认为，2008年以前由于世界上粮价偏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动用了过多粮食库存，致使粮价飞涨，但这只是一次被动的市场调节，而非粮食危机，因为全世界粮食生产能力并没有变化。“从宏观上看，世界粮食问题的本质，目前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是总量的问题，而是贫富差距问题。”。

  那么，中国的粮食是否安全呢？徐滇庆认为“中国不缺粮”，粮食安全没有问题，恰恰相反，“中国粮食库存过高，造成了一些不应该的损耗和浪费。他建议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基础上，适度降低粮食库存”。徐滇庆的看法或许会让有些人感到迷惑，但他通过“活生生的数字”得出的结论，不仅激发了人们的思维，更触动了人们的心弦，值得执政者重视和深思。

  另外，对当下部分学者担心“依靠进口粮食是个‘不安全’、‘不明智’的行为”，应尽量减少进口粮食的呼声，徐滇庆也深感困惑。他的看法恰好相反，“进口粮食等于进口土地资源和水资源，有利于保护环境。进口带有补贴的农产品，用不着缴纳税收，却又能享受补贴，何乐而不为？唯独需要保持警惕的是，千万不要因为进口粮食就放弃了自己生产粮食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