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锐

  德国经济增长率今年第一季度高达6.1%，继续在工业化国家中独领风骚。无疑，德国经济的强劲与欧元区货币环境有关，特别是希腊等国债务危机的再度恶化，令欧元继续承压从而使德国出口商大受裨益，德国在保持全球第二大出口国地位的同时，对外贸易账户上的盈余屡屡翻番，德国经济从出口身上接受了近一半的贡献。但是，推动德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因素并非来源于外部，其自我的“节制式”修炼，才是锻造今日强健经济的最强大力量。

  像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德国经济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中也饱受创伤，柏林政府也毫不犹豫地推出了阻遏危机的经济刺激措施，如为了支持经济支柱行业——汽车业度过危机，政府出台并实施了“以旧换新”的鼓励购买新车的措施；为了遏制失业率，推行了“短工”政策（一周工作三至四天），并且政府对企业支付的小时工资给予67%的补贴。然而，同样出台多种经济刺激计划的其他欧洲国家，却并没有出现如同德国那样的经济复苏，这种反差说明，推动德国经济增长的力量除了短期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德国过去10年来努力打造出的经济竞争力。

  十多年前，因为经济增长低迷、失业率高企、薪酬机制僵化，德国一度曾被称为“欧洲病人”。重重压力之下，德国政府毅然向高福利体制开刀。在施罗德政府推出的“2010年议程”中，企业失业救济金被逐年削减，但员工就业培训力度却在加强，退休者养老金的增加被推迟甚至暂时冻结，但失业人数却在减少；而默克尔政府推行的“迷你工作”、临时工等新的工作形式和福利形式，使德国的劳动力市场变得富有成效。到了金融危机前，德国失业人口降至300万以下。

  被称为“经济节制主义”的福利体制改革，虽然并没有使德国劳动生产率得到显著提高，过去10年工资水平也停滞不前，但由此打造出了德国工业的强大竞争力。资料显示，德国劳动力成本在过去10年间每年平均降低1.4%，而英国则提高0.9%，法国提高0.8%，结果，德国商品和服务业竞争力提高了25%，2003年德国出口跃居世界第一。据此，高盛在相关研究报告中得出结论：德国以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实施了真实有效的贬值，其在过去5年期间的贬值幅度大约是20%。

  其实，德国降低劳动力成本的政策并不局限于本土。据德国政府预计，到2050年德国人口将比目前的8200多万减少800万至1400万。这意味着更多的养老支出、更少的产业工人、更低的产出，人口问题将成为德国未来发展的根本威胁之一。为此，德国政府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加大在东欧的离岸生产力度。这种外贸政策安排，不仅让德国工厂在东欧赢得了更低的劳动力成本，而且生产率水平也较本土提高了3倍。更重要的是，德国规避了本国熟练工短缺的致命弱项，大大降低了对本土熟练工的需求，减轻了企业在本土的工资上涨压力，德国企业在全球的生产力和竞争力由此得到了大大加强。

  德国经济在欧洲阵营中的持续强势，引发了世人的猜想：德国人距离他们追求的“德国欧洲”还有多远？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欧洲历史始终与德国兴衰息息相关，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之所以能从战争废墟中迅速复苏，并成立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欧盟，主要得益于德国和法国携手，而其中德国在财力上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

  欧盟诸国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最大受害者，接踵而来的主权债务危机更使欧洲经济雪上加霜。为了挽救欧元区的命运，重振欧洲一体化进程，欧盟各国政府在危机之中艰难探索着“改革”的办法，此时，强大的实体经济能力支撑起了德国在整个欧盟经济体的话语权地位。这不仅是由于德国拿出大把真金白银撒向了希腊、爱尔兰等国，更是由于德国在希腊、爱尔兰等救助方案的制订上发挥了一言九鼎的作用。正是由于德国的坚持，才迫使爱尔兰接受了欧盟的一系列援助条件，最终使得雅典政府推出了严厉的财政紧缩计划。

  近代以来，德、法、英三大国是影响欧洲形势演变的主要力量，只是到了今天，由于英国不愿过深介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在欧盟的影响力受到限制。德、法一向是欧洲一体化的“火车头”，但由于力量对比的变化，法国的“带头”作用已有所削弱，遂使多年来法、德两国一个出主意、一个埋单的“火车头”作用越来越难以为继。金融危机以来，德、法在一系列问题上争执不休，最终法国都不得不以做出较大让步来妥协。法国一位前外长对此感叹，世人不应再叫“法—德伴侣”，因为德国已找到了作为欧洲老大的地位。

  的确，德国精英们长期以来都在孜孜以求地将“欧洲的德国”转变成“德国的欧洲”，如今伴随着德国经济势能的日益强大，这一进程已悄然提速。世人看到，伴随着德国对欧元区命运和欧洲一体化前途决定权的放大，“德国的欧洲”正在加速形成。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