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融资平台问题近来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先是路透社披露了一个“相当具体”的据说源自“内部消息人士”的中国清理地方债务平台的方案，接着是以瑞信为代表的外资投行开始降低中国银行业的评级。国际资本市场因此开始担心，过去一直以高储蓄率为显著特征的中国经济随着新的一股地方投资狂潮会走向哪里？会不会如同那些债台高垒的南欧国家一样爆发债务危机？

  这些国际机构的估计显然夸大了我国地方融资平台的相关数据。据审计署近日发布的报告，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约10.7万亿元，这其中的一半（大约5.7万亿）将在未来两年半到期。在总规模上看，以我国2010年的GDP口径核算，地方融资平台约占GDP的27%， 若再加上6万亿的国债余额，公共债务与GDP之比例超过了50%。尽管纵向上看这个比率是相对较高的，但如横向比较起来，同是为了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欧洲相关国家的这个比率均已超过了80%，有的甚至超过了100%。就此而言，我国政府仍然拥有较大的政策回旋余地。

  但是海内外市场的担心也有其道理。日前，为了弥补“十二五”规划中3600万套保障房建设的资金缺口，发改委下发通知，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和其他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券为保障性住房项目融资。据估计，保障房资金缺口约在1.8万亿左右。于是相当多的市场人士有些怀疑，为配合“4万亿”大建“铁公基”而发的地方融资平台旧债未去，又被压上了替保障房融资的新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或将极大增加债务危机爆发的概率和规模。

  从本质上说，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问题就是“寅吃卯粮”难以循环。如果那些地方政府借到的钱不是被用在了可以不断产生真实收益的项目和计划，而是被各种各样的脱离经济实际的福利开支，公共项目工程给浪费了。用借来的钱没有去创造真实的价值，实现可持续的现金流，那只能是一锤子买卖，除非最终得到外界转移支付，通过重组或者违约，否则必然无法收场。

  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麻烦主要源于过热的投资，但投资型驱动增长和我国这三十多年以来存在的GDP崇拜是分不开的。这大大不同于西方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那样由于不切实际的福利支出导致的政府最终破产。中国各地政府融资平台的问题，出自地方政府对投资的偏爱，这一方面源自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大量经济基础设施确实有很大的历史欠账，需要大力建设，有一定的特殊历史性因素。另一方面，也在于投资相对消费传导为某些执政者提供了更为直接、快速的寻租空间和立竿见影的政绩工程效果。在好大喜功，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表象下，正是种种地方财政不规范和GDP崇拜以及本末倒置的政绩追求。对此，地方政府所表现强烈的“投资饥渴症”以及广泛流传的“跑部钱进”都提供了鲜活的注脚。上世纪90年代初海南地产泡沫带来的大量烂尾楼，则是现实中具有代表性的佐证。

  在最近这一波经济周期之中，由“铁公基”投资主导的基本建设投资，不仅大大挤出了民营中小企业的投资，甚至在“铁公基”的内部，争夺资源的寻租之战也是异常火热。今年初，民航总局局长就曾毫不忌讳地对媒体说过，建设三公里高铁的费用就可以修建一座机场。与动辄万亿投资的铁老大的高铁投资一较高下，分一杯羹之心溢于言表。只是听起来，铁路、民航主管们更多关心的还是如何在投资盛宴中为各自的部门争取到更大利益，对于争过来的投资如何创造收益，能创造多大的收益，能让国民得到什么样的福祉，似乎都被放到一边去了。

  地方融资平台的根本特点是“短债长投”，如果项目自身质量没有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只需要关注地方融资平台资产负债表的资产与负债之间的时期搭配问题即可，那并不会有太大系统性风险。但是如果那些投资项目自身有种种天然的缺陷，无法长期提供可靠的现金流，那最终的风险积累就会引爆债务危机。所以，笔者以为，当务之急是要迅速区分出哪些项目是可持续的，对于目前已证明是无法维系的项目必须赶紧清理，进而局部重组。为了保障房的建设，引入债券发行并非不可取，只要项目自身未来的现金流明确，管理得当，不仅为民间资本开辟了投资平台，也为保障房项目的推进提供了资金保障，应该可以成就典型的双赢。不过，在执行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对地方融资平台施加有力的外部约束。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完备的信息披露和公众监督，是构成这个外部约束不可或缺的前提。就因为种种不透明和信息不对称，才会使得市场选择用最坏的情况去揣度地方融资平台的前景。有时候最大的恐惧就是恐惧本身。这会极大地损害引入多种资金来局部重组的可能性。

  对于地方融资平台而言，得千万抓紧利用目前尚有的政策空间窗口，引入阳光机制，重组部分项目，有效地避免系统性风险的积累，以尽最大可能减少乃至消弭最终演化为债务危机的概率。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