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志明

  世事难料，原本市场认为已终止的量化宽松政策眼看又要“死灰复燃”了。

  这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前天在国会就上半年货币政策情况作证时已把话挑明了：“经济疲软持续时间将比预期更长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通货紧缩风险可能重新出现，表明有采取新政策支持的必要。”这等于向世人告示，假如美国就业和经济复苏仍然乏力，那么美联储就有一定的可能性继续推出QE3。伯南克对此的说辞是，QE2今年6月到期之后，美联储可以将原来的6000亿美元重新用于收购国债。

  从理论上来说，美联储继续推出QE3的政策空间其实已经非常有限。任何一项政策都难逃“边际效用”递减的基本规律。QE1在实施期间的确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而QE2的作为则已大为减弱，尤其是在QE2后期，美国经济数据反而出现恶化的迹象。比如，今年一季度美国GDP增速下滑至2.3%，从4月开始失业率连续反弹至9.2%等等，此外，房屋销售、新增订单和经济领先指标均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在QE2政策效应已日薄西山之际，再推QE3究竟能起多少实际作用，实在是很让人怀疑的。

  再说，任何一项政策免不了都存在一定的“副作用”，量化宽松又岂能例外。QE的主要副作用是加剧全球性的通胀压力，虽然美国可以通过美元的全球流通机制将主要的通胀压力转嫁到新兴市场国家，但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和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商品价格上涨，也会逐渐增大美国国内的压力。事实上，美国今年5月CPI同比涨幅达3.6%，创出近3年以来的新高，PPI同比也高达7.3%，位居发达国家前列。

  试想，如果美国继续推出QE3，毫无疑问全球物价又将面临新一轮上涨压力。在推高新兴市场国家通胀的同时，最终也会反馈给美国国内。如果QE3不能有效地降低失业率、提振经济增长，那么美国很可能同样将陷入“滞胀”的困境中，而美联储之前的量化宽松政策成果也将化为乌有。

  当然，现实中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美联储继续推出QE3，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无法承受高通胀压力，先于美国出现经济崩溃。那样的话，由于美元独有的避险价值和美国经济创新能力的吸引，全球资金和资源或将重新流回美国，美国经济由此得以重新复苏。无疑，这实质上是以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崩溃为代价的，相当于某种变相的经济侵略。

  此外，由于目前尚无国家能够挑战美国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地位，颇具实力的欧盟受内部债务危机牵制，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受美元通胀冲击较小，并且也可能从新兴市场国家崩盘中获益，因而与高通胀的新兴市场国家合作，对抗美元海啸冲击的可能性极小。甚至在新兴市场国家内部，以出口大宗商品为主的巴西、俄罗斯因为也能从QE3中获益，所以也很难说会与中国、印度等生产加工型国家充分合作，共同抵制美元的冲击。

  综合来看，需要进口大量大宗商品从事全球制造、并且国内资产价格较高的亚太新兴市场国家，显然最易受到美元量化宽松政策的冲击。并且随着QE3的到来，这样的冲击力度会较以往大幅提高。这些出口制造型的亚太新兴市场国家一方面面临上游原材料成本大幅提高，另一方面国内资产价格可能遭到短期资本炒作，整体物价压力会进一步提升，此时如果采取经济紧缩政策，则可能面临经济增速下滑的风险，并且由于通胀压力的外部输入性较强，物价形势难以明显好转。

  一旦某个经济结构本身较为脆弱的国家率先被美元海啸冲破，那么很可能引发负面的示范效应，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大面积动荡，甚至引发新一轮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金融危机。此时，很可能美国的QE3政策目标就达成了。全球资金出于避险需求纷纷回流美国，美元国债危机得到根本性的缓解；而新兴市场出口经济体系崩溃也为美国降低贸易赤字、重振出口经济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对于中国而言，美联储潜在的QE3计划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政策风险。虽然从经济状况来看，相比其他亚太新兴市场国家，中国的经济基础和抗风险能力要强很多，但同样也不能忽视由此可能造成的冲击，应及早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

  为了防止美元海啸破坏整体经济发展环境，从根本上来说，不外乎削弱外来冲击力和稳固自身两条。具体说来，第一，我们应加快实施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推动南南合作，加快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深度和广度，降低美元泛滥带来的国际经济冲击。第二，加快经济结构转型，消解国内资产价格泡沫，推动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作者系交通银行金研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