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安

  近些年来，用工荒、电荒、钱荒、水荒、地荒等现象层出不穷。有人不禁惊呼：“新短缺经济”时代已经来临了。造成这些中国经济“荒”的背后，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失衡和比较优势模式的扭曲，是重化工业过度发展带来的后果。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短缺经济”既表现为生产资料的缺乏，也表现在生活资料的缺乏，是一种典型的“双短缺”时期。相较而言，目前的“新短缺经济”主要短缺的是生产资料或生产要素。

  对“新短缺经济”的解释有多种多样，但究其根本，则在于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特别是重化工业过度发展的结果。我国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执行的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重点的“赶超”战略。由于重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是从比较优势理论的观点来看，资金恰恰是中国的比较劣势。为了给重工业发展筹集大量的资金，就必须通过压低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所需资源要素的价格。这种发展战略的结果，就是形成“高投入、低工资、低消费”的局面。

  改革开放后，虽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思路有了一定的调整和改变，但以投资为主要驱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近年来，国民经济出现“重型化”重新抬头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比如在今年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4%。其中重工业增长14.9%，轻工业增长13.1%，重工业增速要比轻工业快1.8个百分点。事实上，“十一五”以来的数据显示，我国重工业产值占整个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0％以上，工业结构“重型化”的趋势十分明显。

  再从投资在三大产业中的投资分布来看，投资过度集中于第二产业的趋势不是有了改善，反而得到持续的加强。数据显示，2001年，固定资产投资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为71%，但十年后的2010年，对第三产业投资的比重仅为49%，大幅下降了22个百分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却从26%上升到36%，上升了差不多10个百分点。这种趋势显然与我们长期提倡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口号相违背。

  过度的经济重型化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由于投资过度引发的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在工资水平和社会保障滞后的情形下，以及近些年对农村投资力度的加大，用工荒就在所难免。从统计数据上来看，第二产业用工人数的比率自2002年起，一改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逐步减少的势头，开始出现稳步增长的趋势，至今已回升到近30%的份额。相比之下，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增长就显得较为缓慢，迄今仍未突破40%的比重。

  与此同时，预算软约束形成的“投资饥渴症”使投资规模长期居高不下，而为此出台的宏观调控措施又极易使国民经济陷入冷热循环的怪圈中；大量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必然会对资源提出更苛刻的要求，从而引发对资源的过度需求和环境污染。

  此外，市场扭曲所导致的要素价格和资源性产品价格过低，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刺激重化工业过度发展的“激素”。无论是劳动力价格（工资）、资金价格（利率），都存在着严重偏低的情况。而资源性产品的价格虽然出台了资源税以及部分产品实现市场化改革，但由于税率过低和价格双轨制等原因，大部分的资源性产品价格仍过低。这样，在低价格的诱惑下，重化工业的过度发展就有了必要了经济基础。

  由此可见，目前的“新短缺经济”与国民经济的过度重型化紧密相关。如果不扭转重工业过度发展的势头，不仅生产资料或生产要素继续短缺的情况将日益严重，而且扩大消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也无法实现。

  因此，在“十二五”期间，重化工业发展必须摒弃盲目扩大规模的数量型增长路径，走依靠高新技术、劳动者技能水平提高和产品质量改善的道路，将更多的生产资料或生产要素投向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最终实现轻重工业的协调发展，彻底消除“新短缺经济”产生的结构性根源。

  与此同时，大力改革要素价格与资源型产品价格的形成机制，核心是不断提高要素产品如劳动力和资本过于廉价的状况。加快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步伐，消除价格双轨制带来的利益失衡状况，遏制高消耗、低产出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当然，加快政府体制改革，改变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形成的对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的过度需求，也是其中的核心任务之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