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东

  对两个著名人物的两句话，不知你相信谁的？一句是美国首位财政部长汉密尔顿说的：“我的话就是我发行的债券”（My word is my bond）；一句是经济学家熊彼特说的：“政治家就像拙劣的驯马师，他们总是过分关注不要从马背上跌落，而忘了想自己会去何方。”

  是希腊、意大利的债务危机，让我突然想到了这两句话。

  对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恐怕没有多少人会估计到欧元区债务危机，会成了除美国金融机构之外的另一个重点，而且这个重点已渐渐成为全球媒体和金融分析师们的头等话题。在汉密尔顿那里，凡是债券一定会偿还，没有不确定性，他的话也是如此掷地有声。然而，这次在熊彼特一生都珍爱的故乡欧洲，恰恰正在出现债券而且是主权债券可能无法偿还的问题，由此很可能导致欧元的变故。

  债是易借难还。借债越随意，偿还越困难，最终也就难以再借了。希腊已经陷入这一难以为继的循环。

  由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引发的欧元危机，快两年了。一年前，我曾在本栏发表要么欧元区解散，各成员国恢复各自的货币，欧元退出历史舞台；要么欧元区成为一个主权国家，保住欧元的观点。至今，我仍坚持这样的判断。这两条途径都很难，后一条更难。根本原因，是在现代纸币时代任何一种可长期流通的货币都是主权性货币，任何所谓“超主权货币”，要么只是一种象征，要么只是政客们一时的标新立异，不可能持久。

  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只是欧元危机的“药引子”，而非原因。甚至可以说，希腊债务危机实在就是欧元危机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在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及其竞争力、社会福利水平、财政实力等各方面相差较大，又缺乏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确保劳动力自由流动，政治决策各自独立，历史和文化也各异的众多民族国家，一律使用同一种货币，背后既没有黄金贵金属的支撑，也没有布雷顿森林体系那种汇兑挂钩体系，这种货币机制自然会从经济最为薄弱的环节开始崩溃。不同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是，欧元解体不会是从核心国家主动宣布退出开始，而是以最薄弱（所谓“外围”）国家退出为标志。

  不管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绝大部分人尤其是那些政客，从一开始就弄错了这场货币危机的治理方向：似乎只要解决了希腊的债务危机，欧元就可平安无事，危机就会烟消云散。

  且不说，对希腊危机的拯救已有近两年了，不仅不见效果，反而越来越糟。无论是欧盟和IMF的巨额救助纾困资金，还是希腊自身的紧缩计划，都没有带来国际市场的认可：希腊与德国10年期国债的息差已从2010年的460个基点攀升至现在的1460个基点，各项经济指标和社会状况仍在恶化。过去两年里，不管采取哪项措施，不仅没有带来希腊的转机，也没有带来全球对欧元解体担忧的缓和。反而，随着各种可能的救助政策的提出和付诸实施，对欧元的疑问却在日益加大。

  实际上，早就有评论者注意到了 ，在今天的欧元区，无论是核心强国的民众还是外围弱国的民众，都有一种上当受骗和被出卖的感觉。当初，德国民众被反复告知，使用欧元不仅稳定，而且不会补贴或救助那些相对穷的国家；南欧国家的政客告诉民众，加入欧元后，生活水平会快速向北欧国家靠齐。而现实呢？蜜月期过后，情况恰恰相反。因而，愤怒情绪不仅仅在希腊蔓延和加深，同样也在德国涌动。

  正因如此，世人看到，一种针对欧元危机治理的更开阔视野也从2010年开始出现，而不再仅仅关注希腊。诸如赋予欧洲中央银行购买各国债券职能、发行统一的欧洲债券、成立欧元区财政部等建议，都是这一视野的体现。但是，这些建议要么不起作用，要么根本不可能实施。所以，只要不能在可预期的时间内将欧元区变成一个主权国家，当前和今后所提出的任何建议与措施，事实上都无助于欧元危机的根治。而要将欧元区变成一个国家，基于欧洲的历史和文化，似乎看不到任何可能性。

  如此看来，欧元危机和希腊危机既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至少不完全是一回事。某种意义上，希腊危机可以度过，欧元危机若只囿于欧元机制范围内则无法解决。希腊的主权债务违约和重组，可能性越来越大。希腊危机的最终摆脱，不仅希腊公众和外国债权人要付出代价，而且很可能以退出欧元区为最后手段。这势必造成欧元机制的退缩。这并不是小概率事件。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拥有全球最大外汇储备的国家，中国应当对购买欧元区国家尤其是那些薄弱国家的债券持慎重态度。眼下首先应当避免的是，为了急于同欧元区某些国家加深外交关系，或者急于打开对方市场，扩大双边贸易规模，而轻易承诺购买该国债券。不然，最终受损的是中国国家和民众利益。要知道，欧元问题，绝不是中国承诺购买欧元债券所能够缓解的。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