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宁远

  中国银监会日前起草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办法》），原文总计23万字，像本学术著作。别说认真理解了，即使有专业水准的人通读一遍都很累。这么说，并非认为这个办法不重要，恰恰相反，它太重要了。这个《办法》是迄今我国商业银行防范重大风险的唯一法规，甚至可以说是现代金融机构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性基础。它对商业银行监管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银行一时的盈利。

  摩根士坦利创始人老摩根曾很形象地说过，金融机构的本质不在盈利，而在于处理意外事故，就像冲浪运动一样，从一个波峰滑向另一个波峰。或许我们可以说，按照某种严格标准监管商业银行，让商业银行处理意外事件的能力日常化，正是这个《办法》出台的内在逻辑，也是日益高标准监管所要达到的目的。

  从市场制度建设的角度说，符合国际标准、商业银行无条件执行、监管的日常性来自市场、商业银行和监管机构这三项基本原则，非常容易理解，也很容易得到各方支持。但《办法》对资本金充足率的高要求，将直接挑战中国商业银行的持续经营能力，尤其是持续高成长的盈利能力。

  据今年一季报，16家上市银行继续保持中国商业银行改制以来的高成长，平均净利润同比增长达33%。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受到同期货币政策的影响，息差加大而净利息收益率持续回升，而信贷规模扩张却并未因为从紧的货币明显下滑，生息资产也在继续快速增长过程之中。这两项指标就构成了上市银行平均80%左右的利润额度。

  但与这样乐观的盈利相比，资本充足率却同时出现了普遍下降。一季报公布充足率的13家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分别出现了6bp到137bp的降幅。曾被认为是城商行模范的南京银行，降幅最大，分别达137bp和131bp。虽然从监管要求的角度说，上市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达标，有的还远高于监管要求。但资本充足率在短时间里集体迅速下降，到底还是让人担心。这种担心也已成了共识，即中国银行业过于依赖信贷资产、尤其是机构客户的信贷资产，而靠息差收入赢得利润的模式，对资本金的消耗不仅速度快，而且还无法遏制。

  这从连续三年位居全球最能赚钱银行之列的工行去年的年报中，就能看得很清楚。工行去年营业收入3,808.21亿元，其中生息资产带来的利息净收入为3,037.49亿元，占比80%；而非利息收入只有770.72亿元，占比20%而已。在这样的盈利模式下，银行发展得越快，越赚钱，其资本消耗就越大，就越需要在市场上不断融资。

  尽管去年底工行进行了多轮、多品种和多市场的再融资，以补充其消耗日益加快的资本金——其中A股发行250亿可转债、银行间市场发行220亿次级债，以及每10股配0.45股的A+H股的配股（募集资金额分别为人民币337亿和港币130亿），加上利润留存比例的适当扩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分别达到12.27%和9.97%。但今年一季度这两项指标却只有11.77%和9.66%，分别下降了50bp和30bp，而这只不过才过了三个月。

  假如工行还像一季度这样保持30%左右的盈利增长速度，工行资本充足率很快将突破银监会对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11.5%资本充足率的最低监管要求。下半年若不向市场再融资，不光资本充足率难以达标，甚至还有不良资产率上升的危险。

  新《办法》将中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提高到“视为严重违规和重大风险事件”的要求，既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也可以视为对未来的未雨绸缪。谁也不能保证资本消耗这么快的中国商业银行，就一定能保持如今看上去不错的不良资产率，而且总能如愿从资本市场上不断地补充新鲜的资本。

  从这个角度说，假如要执行新《办法》，中国商业银行可能就必须把调整盈利结构，创新金融服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否则就会陷入两难境地——要不为了达到监管要求，必须经常到市场上补充资本金；要不就不能提供信贷为主的盈利服务，否则就会“严重违规”而被视为“重大风险事件”。

  撇去《办法》执行过程之中所有其他的日常财务成本，假如《办法》在明年开始执行，最大的成本可能是中国商业银行经营模式的转型，而转型在现在看来还相当遥远，至少在今年一季报里还看不出端倪。若无经营模式转型，新《办法》将怎样落实，会是很大的难题。

  （作者系独立财经问题观察人士，知名财经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