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和银监会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地区的通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内地域范围扩大至全国，并有望进一步促进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另一方面，商务部也于日前发布《关于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外界对此举的普遍解释是，这既能强化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贸易伙伴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又能提高美欧贸易伙伴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进而将能通过提高出口贸易中的人民币结算比例来减少国内美元存量增长，缓解外汇储备管理压力。

  今年以来持续动荡的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再次印证了一个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绑架了世界经济与金融。而在连军方都感到了美国债务雪球的危险性的时候，世界不应再指望美国还会有足够的胸怀承担起引领全球经济走向稳定和复苏的重任。

  1979年至1987年执掌美联储的保罗·沃尔克，大胆放弃了美元货币供应量的管制，而改用利率作为调控宏观经济的货币手段。于是，失去了黄金约束的美元泛滥全世界，成为比武装力量更管用的财富掠夺工具。尽管战后以来的主要经济与技术革命都是由美国人发动的，以GE、微软、英特尔、谷歌和苹果为代表的美国企业，在技术与市场创新上的卓越表现，部分支撑了美国经济的繁荣。但在精明的美国政府看来，几乎是一本万利的债务经济模式既可以全方位支撑美国经济繁荣，又可以定期辐射美国经济风险。

  令世人格外忧心的是，面对迟迟不见起色的经济基本面，急火攻心的白宫决策者们正在考虑将QE3重新纳入讨论范围。虽然这些决策者心中恐怕对QE3的政策效果也没底。已有美国经济学家提醒伯南克，应将美国成堆的问题与复苏失败造成的诸多代价摆在一起，做个权衡。不过，假如最终的情势演变还像许多美国经济学家认为的那样，美联储是美国唯一希望，美国带给世界的恐怕是更大的恐慌和失望。

  美国是不是不负责任的经济领袖，已不需要再举证了。按照美国的逻辑，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是要付出相应成本的，因此，美国多印一点钞票很正常。不过，如果把美元比作是“XO”，喝的时候可以适度加水加冰，那么这个量肯定不能无限度。但美国现在差不多把美元当作可以无限加水加冰的“XO”。

  美国正在通过某些政客放风，以试探中国的反应。例如，在此次美债纠纷中，一些美国政客就叫嚣：既然是中国的钱，那就没必要还。尽管这可能是一小撮美国右翼人士的博眼球关注之举，但苗头不可小觑。一旦美国财经决策层也有这样的想法和主张，那中国对美国的债权安全真有可能出大问题。

  有必要提一下所谓的“鲁宾主义”。鲁宾是克林顿执政时期有点传奇色彩的财政部长，在其任内，居然把美国的赤字转为盈余，让克林顿很有面子和成就感。但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鲁宾有点另类，他没有明确的学术信仰，只相信实力可以改变规则。在他看来，借债人确实应对他们所借的债务负责，不过，债主也要为能否收回出借资金承担责任。说白了，鲁宾认为，尽管债权债务关系是确认的事实，但如发生债务违约，需要承担责任的不仅仅是借钱人，债主也脱不了干系；其潜在的逻辑是，美国要是有一天还不起钱，中国也不要怪美国不守信用。

  作为鲁宾曾经的下属，盖特纳不可能不受“鲁宾主义”的影响，尽管他作为财长，在公开场合均断然否认美国有违约之虞。但“无信仰主义”往往也意味着道德的缺失，对于奥巴马政府的经济班子为了复苏美国经济会怎样不择手段，中国决不可麻痹大意。中国必须尽快拥有参与国际金融顶层分工的得力杠杆，而这个杠杆非人民币莫属。

  美国最大的优势和最大的软肋都是美元。美国人喜欢塑造竞争对手乃至敌人，这会激发美国的斗志，提高紧张度，保持国家竞争优势。因此，不管中国愿意不愿意，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都会被美国视为经济上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作为经济竞争最主要符号，人民币未来走势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在全球顶层金融分工中的地位与获益程度。不过，人民币要发展成被世界广泛接受的货币，显然不是一两个五年规划就能实现的。按照中央的设想，人民币国际化并非简单的可兑换，而是有很高的标准和层级。首先是可兑换；二是要全功能的，国际货币的所有功能都要具备；三要大比例，即在国际货币体系与贸易与投资结算中要有足够的分量。基于此，在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应着力营造支撑货币国际化的内生性条件。笔者认为，成熟的国内金融市场体系、健全的金融法律制度、无所不在的风险意识以及高水准的金融监管机制，是支撑货币国际化的内生性条件。

  为了摆脱美元的绑架，未来一段时期，中国既需要建立抗击打能力强大的经济体系，更需要有一套前瞻性的金融发展战略以及为数不少的金融大师。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