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东

  中国的经济增长，从相对潜力讲，当然还有空间。但在可预期的将来，能否将潜力发挥出来，不会发生大的波折？或者，从更长时期看，能否避免有人讲的过去三十多年高速增长只是一段“插曲”？关键不在消费、劳动力、能源等纯经济因素，而在制度。

  中国的消费率由上世纪80年代初的62%多，下降到2010年的47.4%；其中，居民消费率由48.8%下降到33.8%。消费率若能回升到80年代的水平，本土消费力量将会代替过去的投资力量，同样会确保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问题是，消费率回升并不是自动发生的。能否回升，何时回升，以何种速率回升，都不是单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而是一个庞大复杂且艰难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综合改变的结果。

  尽管从英国、美国、日本这三个典型的由落后到赶超再到领先发达经济体的情况看，其消费率都经历了一个由高到低再到回升的U形变动路径，但决定这种变动路径的经济与非经济要素，并非当前中国所具备。尤其是其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就与当今中国有着很大差别。在此前提下，能否走出同样成功的结构变换路径，不确定性充满各个角落。

  人们担心的“人口红利”，更多是从中国劳动力数量角度看的。即使中国的人口结构在不远的将来发生重大改变，劳动力相对数量不再上升，但劳动力综合能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人口质量若能得到提升，更能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根基。至于能源因素，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同样为支撑经济增长留有了不小的可能空间。但问题同样是，人口素质和能源利用效率无法自动得到提升，这两者所需要的条件更多也更苛刻，这同样带来了不确定性。

  一段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今后永远都是高速增长。一段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可能的，也能带来繁荣和某些外在力量的“第一”，但基础未必强固。要想获得可持续的增长，促使综合国力不断强盛，全球竞争力步步提升，关键取决于有没有一套有着强大生命力的可适应性制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制度建设优于发展。而进一步的问题是，制度建设的核心又是什么？历史和现实都显示，首要的是约束公共权力。

  既然是公权力，理应是私权力之外的东西，是为适当的公众私权而存在的。凡任何不能保护全体公众的正当私权，破坏和侵犯公众正当私权的公权力，都是越界的恶权。然而，公权力很容易凌驾于正当私权之上，沦为极少数利益团体的工具。正如16世纪哲学家霍布斯就描述过的一手执权杖一手执剑的庞然怪物——利维坦。如何将这个怪物锁在一定范围内而避免其肆虐，从来都是先进制度建设的核心，也是政治文明进步的标志。

  在近现代制度发展史上，这体现为宪政约束下的政治竞争和权力监督制衡式的民主体制：公权力的授予和更迭都是公开透明的，是由民众广泛参与的。在这一体制下，经济增长与发展是由市场主导，而不是政府主导的。中国过去30多年高速经济增长，最初是长年被束缚的生产力在新环境下的喷发，但进入90年代后，国有企业重又几乎垄断了一切重要行业，出现了公权力日渐被少数利益团体所挟持的现象，正是这个原因，政府及其主导的经济运行需要市场，然而这个市场已然被严重扭曲。眼下不断积累的社会矛盾，频发的各类群体事件，公共机构及其掌权人员公信力被质疑，都意味着现行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必须改革。

  但是，制度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一般是自上而下，下层尤其是基层的改革也只是零敲碎击，很难会有什么效果。而自上而下的重大改革实质上是公权力掌控者的自我改革，这恰是最难的，是需要有非凡的勇气和莫大的决心。

  正因这种困难，也正因为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才使国人对持续了三十多年高速经济增长能否继续的前景，不免有着诸多担心。想想看，没有政府行政权力主导的转变，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还将加剧，贫富差距还将拉大，如此情况下，消费率从低点回升从何谈起？背靠政府大树握着垄断资源的企业怎么会有动力去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行政主导的教育和科研体制怎么会担当起大幅提高人口素质和提升创新能力的重任？中国经济继续增长潜力又怎么会得到充分发挥？

  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的增长，确保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方向，都寄望着上述各项改革的深入推进，而突破口，便是政企真正分开，这是放开市场力量，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第一道门槛。

  事实上，这样的改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一度试行过，良好效果也被那时的经济社会文化景气所证实。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