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影

  是时候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延误过久的清算了。当前空前严厉的经济挑战给这种清算加大了紧迫性与必要性。

  曾有太多的人，其中不乏智力超凡拔俗的大师级人物做过无数次清算尝试，却难以成功。由此可知，执政者对凯恩斯主义的偏好有深厚的基础。这首先是因为凯恩斯主义契合了政府机构扩张权力的固有冲动。尤其当面对经济灾难的时候，当政者更充满拯救世界、舍我其谁的情怀与道德优越感。对比柯立芝或者胡佛对忍耐的呼吁，罗斯福的行动主义当然更有魅力。而当肯尼迪总统为“好的赤字”辩护之时，也不乏雄辩色彩。如此一来，每一次经济灾难、甚至只是常规衰退，都是政府权力借凯恩斯主义凯旋行进之时。

  凯恩斯主义的成功，部分也源于对手的无能。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在与凯恩斯主义的论战中难言占优。随后的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继续在学术上进行攻击，里根经济学也从实践上抗拒大政府实践。可不管凯恩斯主义理论框架在具体问题论述上如何受到置疑，问题的关键是，它的对手始终没能提出可与之竞争的知识结构。建设，而不是批判，才是对对手的终结。这恰恰是现代经济学可悲失败的地方。

  不可否认，凯恩斯主义的确有效——虽然只是在特定情况下以及短期内有效。而对凯恩斯主义何以有效、以及何以无效的辨析之缺乏，构成了现实经济政策失效的最大理论基础。

  对比中美两国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不同际遇，可以为此提供最好的注脚。

  在美国，美联储将宽松货币政策运用到极致，不仅将短期利率下调至零，还将资产负债表从8000亿美元扩张至2.9万亿美元。白宫连续三年推出万亿级别财政刺激政策，导致国债负担以创纪录水平激增。然而，如此标准的凯恩斯主义药方，收获的经济成果可用惨淡两字形容。反观中国，赤字财政规模远低于美国，信贷扩张后也迅速收紧，却成功带领经济快速增长。

  何以药方类似而药效区别如此之大？原因可以找到很多，与我们议题相关的一点却十分明确：对于中国经济而言，由于生产力与世界前沿距离遥远，拥有十分充沛的发展机会。而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的鸿沟以及巨大的交易成本有可能导致某些发展机会难以被快速实现。此时，政府通过产业规划、区域规划、赤字财政、天量信贷等方式强力刺激投资增长，有可能帮助经济体提前实现这些发展机会。由此导致的产业升级换代，形成了经济体的正反馈循环，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推进了经济发展水平。剩余产能、重复建设、投资回报率低下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出口的超常规增长所缓解，而西方世界建立在全球化基础之上的需求泡沫，为中国过剩产能提供了匹配市场。由此，西方借钱消费、中国投资并生产的体系令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屡见神奇功效。

  反观美国，作为全球生产力发展的顶峰，已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上。其取得的每一步发展，都来自于其创造与利用发展机会的能力。在这种环境下，政府主导的宽松刺激性政策或可取得暂时性效果，却难以改变经济发展的潜在轨道。

  作为天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看穿了古典经济学均衡观的荒谬，意识到在危机期间，产出下降导致的劳动者收入下滑不仅不是古典学派以为的市场出清的步骤，反而是导致需求下滑、进而是产出进一步下滑的关键环节。打破此循环的可能性之一，自然是政府代替私人花销，以扩张需求，终止负向循环。然而，凯恩斯的思想庞杂繁复，除了剖析以上机理之外，他还在思考企业何以启动投资循环。在讨论了诸如流动性陷阱、利率成本、风险等等因素之后，凯恩斯最终不得不诉诸一个神秘的、难以量化分析的概念——“动物精神”。

  7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说，凯恩斯的思考只是对宏观经济规律探索的初步尝试。所谓的动物精神、流动性、风险、利率、需求等等要素其实互相联系，也必须在一个使之内化的模型中处理。对美国这种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经济体而言，政府开支只能起到调整经济体内部需求分布的作用，而无法扩张生产可能性边界，因此难以更改经济运行形态——或许，除了不可持续的短期作用，更大的可能性是负面作用。

  日本也提供了很好的注脚。在日本达到全球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前，为应对1965年的危机、中东石油冲击带来的萧条，日本政府推出了标准格式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经济成长一帆风顺。然而，当日本经济逐渐达到全球最高水平之后，为应对1989年泡沫崩溃导致的经济萧条而再推出的天量刺激政策，得到的结果却是负债激增、经济持续低迷。

  击败凯恩斯主义的，不是理论界的革命性进展，也不是政治家们的清醒，而是自然规律——对经济的无限干预要求无限的资源，当债务规模达到可以接受的边界时，不管多么不愿意，干预主义措施都不得不停下来——区别只是代价是多是少。

  （作者系国际对冲基金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