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安

  欧债危机已成为可能引发全球经济再次探底的重要因素。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对此置之度外，中国也不例外。只有深刻总结欧债危机给中国带来的种种启示，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从根源上来讲，欧债危机的爆发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多种矛盾长期积累的后果。18年前，《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开始生效，标志着欧盟正式成立。欧盟特别是欧元区的形成，对其成员国来说，在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各国经济共同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该种制度安排的本身，导致了区域内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丧失。在经济出现较大波动时，由于欧元区各国不具备独立的货币政策，只好更多地倾向于使用财政政策来缓解危机。比如通过紧缩财政、提高税收等压缩总需求的办法增加偿债资金来源，这又使原本就不景气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

  欧债危机也是欧洲经济发展模式失败的结果。长期以来，欧洲在消费主义思想的主导下，奉行消费至上的观念，致使国内储蓄不足，寅吃卯粮现象严重，政府和私人部门长期过度负债。统计数据显示，除西班牙与葡萄牙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净储蓄盈余外，“欧猪五国”在1980～2009年间均处于负债投资状态。长期的负债投资必然导致了巨额的政府财政赤字。

  长期的高福利政策是欧元区诸国财政负担沉重一大诱因。这些国家一直奉行高福利的社会经济政策，执政者出于选举的需要，不敢对经济和社会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长期维持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造成了财政的入不敷出，不得不依靠举债度日。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日趋深入，以希腊、葡萄牙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在工资、社会福利、失业救济等方面逐渐向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看齐，支出超出国内产出的部分越来越大。

  除此以外，欧盟各国的创新能力下降，使得经济发展缺乏坚实的基础和新鲜的动力。而经济的萎靡不振，又使得国家税收来源减少，加剧财政的负担。

  面对欧洲债务危机，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应该引起高度警惕和反思。中国的国情虽然和欧洲各国有很大差别，但其中也有许多可供借鉴和参照之处。从欧洲的困境中，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应高度重视政府债务问题，必须未雨绸缪，将风险遏制在萌芽状态。目前，中国的主权债务规模相对来说并不太大，国债余额总量约为10万亿元左右，占GDP的比重不足25%，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60%的安全标准。

  但值得警惕的是，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却要严重得多，根据有关数据，目前我国地方债务的总规模大约为10.7万亿，如果加上国债余额，那么中国的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就将翻一番，达到约50%，接近警戒线水平。因此，中国在控制主权债务规模的同时，现阶段应将主要注意力放到如何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上。

  其次，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坚持将解决本国问题置于制定货币政策的中心环节。从表面上看，中国的货币政策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但其实不然，在国际经济形势波动剧烈时期，国内的货币政策往往容易被国外的政策动向所左右。

  最典型的就是2008年年底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中，过多考虑国外经济危机的程度和对本国经济的冲击，致使过于庞大的刺激计划至今后遗症难消。不仅如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还应该尽量减少行政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干预，尽快实现利率的市场化，使货币政策工具的效应能够得到正常和充分的发挥。

  再次，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注意避免走福利国家的老路。目前中国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提前到来的老龄化浪潮，再加上各项劳动法律法规的完备，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有了迅速的提高。与此相适应，财政收入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快速增加，据统计，早在2006年，我国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就首次超过10%，而且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从世界范围看，保障水平和标准大多只能涨不能跌，否则容易引发社会动荡。所以社会保障的改革应秉承循序渐进的策略，注重扩大保障的覆盖面，努力消除保障水平和标准的不公平现象。

  最后，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发掘推动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经济发展是解决包括债务危机在内的各种经济问题的最佳良方。欧洲各国以及美日等国目前的债务危机，究其根源还在于增长乏力甚至停滞不前。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寻找未来的发展动力和增长点是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