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A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世界经济展望》中就警告“全球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危险阶段”，进而其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速下调至4%，其中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下调至1.6%，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下调至6.4%。

  实际上在此次反危机公共干预过程中，各国政府基本都是通过加杠杆的方式，来将风险从私营部门引渡到公共部门，实质则是将风险后移和全社会共担。如今在主权债务危机阴云压境的当下，财政整顿无疑成为时下最高频的关键词。但同时也摆在各国面前一个两难问题：如果不开展财政整顿，那么对各国公共债务稳定性的市场信心会更加恶化；但开展财政整顿，在经济内生动力不足的当下，势必会影响还很疲弱的复苏势头。因此，对于各国而言，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权衡短期内继续依靠财政拉动维持复苏势头，同时制定可行、可信的中期财政整顿计划。

  但是对于中国而言，究竟是合乎世界潮流的财政整顿，还是应更加积极呢？

  笔者通过测算发现：

  1997—2002年期间（首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名义GDP的年复合增长率为7.27%、贷款余额的年复合增长率为9.8%、政府债务（外债余额+地方融资平台+国债余额）的年复合增长率为18.43%、政府债务/GDP由21%升至38%、财政赤字/GDP的比重由0.7%升至2.6%、M2/GDP由115%升至154%。

  2007—2010年间（再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名义GDP的年复合增长率为10.84%，贷款余额的年复合增长率为16.33%，政府债务的年复合增长率为15.82%，政府债务/GDP由45%升至53%、财政赤字/GDP的比重1.62%、M2/GDP由152%升至181%。

  可见相较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政府措施，本届政府更加偏爱货币杠杆，而非财政杠杆。这样干预的结果就是，大力度地实施货币的总量调控，从经济增速而言，确实可以实现快速复苏，同时增加了来自货币方面的通胀压力，而且结构性问题也不能由此得以改善，反而可能加重扭曲；对于宏观当局而言，来自货币方面的调控难度也很大。从中国的资本市场表现而言，投资者对于通胀的悲观和对宏观政策不确定的预期，可以说同此次政府更倚重货币的反危机干预密不可分。

  如今，中国经济增速在宏观调控之下，正在按照调控意图出现放缓态势，但在经济运行反复的第三阶段，如何既维持一定增速，又要尽快改善结构性问题，则需要政府干预经济的思路作出适当调整。

  最后笔者想强调的是：货币加杠杆最终导致的金融不良（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刚公布的《2011：中国金融不良资产市场调查报告》就预警说，近两年中国巨量信贷将导致不良贷款的生成概率放大，不良贷款在2012年后将明显增加），最终还是要由财政买单，说白了则还是由全社会共担，但由于路径选择的不同，直接决定了干预效果和付出成本的差异，所以如今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问题，不是马上开展财政整顿，而是应该实施以结构调整、民生改善为核心的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作者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总行金融市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