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明的对比，让市场看到了什么是差距。

  同为下调美国评级，全球股市以“稳健”回应大公，却以“重创”的姿态响应标普。

  这是大公与标普，乃至中国评级业与“三大”实力机构的生动对比。中国评级业跻身国际舞台，争取国际话语权的愿景更因此显得任重道远。

  一家评级机构高层如实描述：“中国评级业是朝阳产业，但现在还只是只脆弱的‘羔羊’。”

  ⊙记者 周鹏峰 ○编辑 于勇

  巨大的落差

  就在美国国会就政府提高债务上限通过决议后的第二天，即8月3日，中国本土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迅即将美国的信用评级由A+下调至A，展望负面。

  对这个被很多国家视为投资安全港的超级大国出示“黄牌”需要勇气，大公由此再度成为众多国内外媒体追逐的对象。

  很多人对大公的壮举表示赞叹，比如太平洋证券固定收益部副总彭科润说，“我很佩服大公，敢于向‘三大’叫板，市场可以不认，但总有一天我（大公）会证明我是正确的。”

  但与媒体的兴奋和很多人的赞叹相比，投资者的反应显得相对迟钝，比如上证指数当日仅微跌0.03%,这让大公看起来更像是“花钱买吆喝”，虽然评级下调意味着投资美国的国家、机构面临资产缩水的风险加大。

  鲜明的对比发生在几天之后。

  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标普8月5日宣布将美国信用评级由AAA下调至AA+，全球股市如临末日，随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上证指数跌去100多点，美股连续两日出现5%的跌幅，韩国股市因跌幅过大，被迫两度暂停交易……

  对于众多投资者而言，这是场灾难，以至市场担心标普举措所带来的连锁反应会不会演变成另一场金融危机。

  这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大公与标普影响力的差距，更重要的是让市场见证了一个拥有国际话语权的评级机构所释放出的市场威慑力。

  时隔多日，大公国际董事长关建中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客观表态：“市场对标普下调评级反应正常，因为它揭示了风险，但这也再次证明评级话语权对国际宏观经济形势发展的巨大影响力，中国应该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因为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之一。”

  这是中国评级行业的一个共同愿景。鹏元资信在2010年完成的一份内部评级行业发展研究报告中指出，标普、穆迪和惠誉在全球金融市场上过于强大的影响力不仅限制了其他国家或地区民族评级业的发展壮大，而且还严重扰乱了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市场和经济秩序，威胁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金融主权和信息安全。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三大机构常被认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没有很好的揭露风险。

  马来西亚联昌集团首席执行官纳西尔·拉萨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和正在蔓延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表明，亚洲需要至少一家能代表亚洲的评级机构与西方评级机构平起平坐。他非常不理解“三大”对西班牙(AA)的评级如何能依旧高于中国(AA-)，“中国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外币主权债务只有270亿美元，西班牙的外汇储备为130亿美元，债务为1万亿美元，中国怎么可能比西班牙更有可能违约？”

  “中国作为大国，必须拥有与自己在国际上强大的经济、政治地位相应的独立、强大的民族评级品牌，维护在全球资本市场上的话语权。”鹏元认为。

  但争取国际话语权需要的不仅是愿景，还要真金白银的投入，中国评级业显然有点力不从心。包括雄心勃勃的关建中也说，如果拿现在的中国评级业与三大比较，得出的结果就是这个行业不可能有多大发展，不可能承担起社会、国家赋予的责任。

  “这个行业收入这么低，怎么发展？”

  愿景与现实

  收入低微不是关建中的一家之言，而是很多评级业人士所描述多个问题的起源。

  1987年在相关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个别省市开始组建信用评级机构，这是中国评级业发展的起点。时至2010年初，中国国内从事信用评级业务的法人机构壮大至116家，不过真正具备在全国开展债券评级业务能力的信用评级机构仅有几家，比如鹏元、中诚信、联合、大公和新世纪。

  “壮大”也只是相对而言。

  鹏元资信副总裁周沅帆告诉记者，上述五家评级机构2010年年收入总计不过几亿人民币，但三大这一数字是57.8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近370亿。

  实际上，这五家评级机构几亿元的收入还存有一定水分。周沅帆说，扣除掉与评级没有丝毫关联的收入，中国评级业2010年的收入可能还有百分之二三十的缩水。

  收入的落差对应的是从业人员数量的鲜明对比。据2010年初鹏元的一项统计显示，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评级专业人员共1983人。

  但有150年历史的标普，目前就在全球设有18个办事处及7个分支机构，在全球23个国家拥有大约8500名雇员，据一评级业人士告诉记者，这其中专业评级人员就有逾千人。

  人力与财力的巨大落差让不少业内人士怀疑中国评级业有多少能力去实现这个行业的共同愿景，因为这些都直接决定着中国的评级机构能提供多大的投入。

  2010年，大公国际发布50国信用评级报告，这份报告耗时五年，先后投入2000万。这笔投入对于总收入才几个亿的中国几大评级公司而言，已经不是个小数目。

  “50国评级等于是社会贡献，没有任何收入。”关建中说，今年大公还在做跟踪评级，并增大评级范围，这一项一年的成本就有1000多万。

  虽然50国信用评级报告带来的声誉也给大公带来了一些国际业务，比如马来西亚的联昌银行在今年7月正式成为大公的客户，大公对其收费与三大相差不远，也有一百多万，但关建中说，客户没有形成规模，远不足以弥补大公在主权评级方面的投入。

  这正是很多评级机构不愿意投入资源去做这类基础研究的主要原因，虽然都明白要拓展国际业务必然涉及到主权评级，甚至也很自信他们并比不大公差多少。

  “中诚信不能做吗？新世纪、联合、鹏元也能做，我们也考虑到这个方面，但最后没成行是考虑到一个国家的人民币没有走向国际化，评级机构走向国际化很难。还有走出去又能怎样，是很烧钱的，大公去年申请美国的牌照就花了不少钱。”一评级机构高层对其他机构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如此解释。

  但“花了不少钱”不意味着成功，尽管耗时耗力，大公国际申请美国牌照仍以失败告终。

  “做一次主权评级可以，但要持续做几十个国家的评级需要很大的投入，要了解不同的文化、宗教信仰、不同的货币、财政政策等等。”该人士认为，目前中国的评级机构没有这个实力。

  实际上，大公干得也不轻松，关建中先后两次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都表示，大公根本谈不上盈利，但对于主权信用评级，他说“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也不能不做了，咬紧牙关也要做上去。”

  “现在急需从收入方面解决这个行业的发展问题，让人愿意做评级行业，吸引优秀人才。再不提高收费标准，这个行业都要死掉了。”关建中说。

  但我国债市不发达，2009年我国企业直接融资比重为18.49%（其中债券融资 占比14.10%），远低于发达国家50%的平均水平，更低于美国80%的水平，债市发展滞后限制了我国评级业的发展，但这是评级业无力改变的，因此关建中更关注收费标准的提高。

  背靠强大的美国以及自身百年的积累，“三大”占据着全球90%以上的评级市场，这是“三大”与中国几大评级机构收入差距巨大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关建中说，中国评级机构的收费与价值严重背离也是重要原因。

  2005年，为保护这个行业的发展，央行在征信管理局行业会议上口头对评级行业的服务收费初评费订立了最低25万的保护价。

  时过6年，房价翻了几番，物价今非昔比，收费标准却未有调整。新世纪对外交流部总经理姜波对本报记者称，工资水平、交通费用、日常营运所需资金大幅上涨，导致评级机构勉强维持正常运转。

  一项债券的发行，涉及多个中介机构，包括承销商、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评级机构等，评级收费在几大中介机构中最低，虽然他们所要承担的不一定最少。

  鹏元的研究报告显示，一项债券的发行，承销商的收费为承销总额的2-2.5%，会计事务所为100-200万，律所收费为50-100万，而评级机构的初评费只有25万。

  周沅帆说，这个行业的利润率只有10%左右。

  姜波进一步称，在债券融资中，评级费用仅占债券总融资费用的0.42%左右。与国际评级机构相比，以发行10亿美元的债券对比，我国评级机构的收费仅为国际评级机构的十分之一。

  脆弱的公信力

  作为非业内人士，彭科润说他不好评价收费是否合理，但他认为如果中国评级业在国际上树立起了的公信力，收入将不成为问题。

  问题是中国评级业存在的级别竞争让这个行业看起来不值得信任。

  大公国际给予铁道部3A评级被质疑，以及有报道认为大公给予发债项目过多3A评级都是大众对中国评级业不太信任的表现。

  级别竞争对应的一个背景是存在以信用级别确定发行利率的倾向。评级在国外表现为等级与违约率之间较好的对应关系，但由于我国债券评级业发展时间较短，且2000年以来几乎没有发生过债券实质违约的事件，因此尚没有足够用于违约率统计的样本数据。姜波说，这导致国内信用等级只能与利差建立映射关系。

  这也导致发行人关心级别及至级别招标，并催生了一个在业内人士看来很不合理的现象“预评级”，即在正式选定评级机构之前，发行人会要求评级机构给予口头或书面大致评级。

  “预评级是很荒唐的事情，我们是在信息完全不对称的情况下，就要做出预判，可靠性很低的，而发行人是根据预评级的结果来选择评级机构的。”关建中说,大部分的评级都是如此去操作,评级机构的竞争恰恰跟发行人需要高级别对应起来，所以级别招标愈演愈烈。

  级别招标也让“3A”在部分评级机构给出的评级中显得有点多。据相关统计，个别机构3A评级占到其发行主体的比重超过50%，相应其市场份额也在稳步上升。对此，央行在一次会议中专门对其予以批评，但该机构却以评价标准不一为由予以回应。

  公信力的脆弱不仅源自竞争，还源自一些无形的制度制约。

  信用评级除了作为债券发行审批的必备条件之一，各监管机构出于风险控制目的，将评级结果纳入到债券的发行审批、上市交易和投资许可等债券市场的多个环节。

  如在发行审批方面，发改委审批城投债曾有不成文规定“主体AA-，债项AA+”，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对中期票据的核准也存在不成文规定“主体AAA，债项AAA”。

  在债券交易方面，深交所2009年11月2日发布一项规定，即发行人申请其发行的债券在交易所上市，且同时通过该所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挂牌交易的，债券信用评级须达到AA级及以上。上交所同日也宣布类似的约束条件。在债券投资方面，保监会对保险机构可投资债券的信用级别也有限制。

  鹏元认为，监管部门对评级结果的使用虽有利于提高市场对信用评级的重视程度及评级机构话语权，但在目前我国信用评级市场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对评级结果的过度使用也给评级机构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众多发行人和承销商为了达到发债条件，不断给评级机构施压，要求给予较高的信用等级，导致评级过程中鲜有降低受评对象信用等级的情况发生，受评对象的信用等级往往只是向上迁移。

  “这逼得大家进行级别寻租，2009年降级的只有一家，今年发的债就没有低于2A的，去年还有A+的，今年一个都没有。”

  周沅帆说这些规定严重危害了这个行业的发展，认为应该形成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的市场机制，就像股市很多人亏得血本无归，但双方愿打愿挨，而在美国，CC级别的公司债也能发，只要做好信息披露就不需要承担责任。

  多头监管

  但在周沅帆看来，中国评级业还在求生存阶段，本身问题不多，更多还是需要解决外部问题，比如多头监管。

  局外人或许很难想像，年收入只有几亿的几大评级机构会“劳动”几大监管机构。

  多头监管是因为我国债券市场的分割，比如发改委管理企业债；证监会管理公司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金融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等银行间债券市场由央行监管。目前各监管部门均对信用评级机构实行许可制度，只有得到相关监管部门的许可，该评级机构才能从事相关业务，其评级结果才能得到承认。

  姜波认为，这样的局面一方面造成了监管主体与被监管对象的成本上升；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市场的混乱，产生监管标准不同条件下发债主体的监管套利，以及评级机构不同产品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周沅帆在这个行业做十多年，他用一句话很好地形容目前的多头监管状态和结果——谁都在管，又谁都没管，谁都没管好，谁也舍不得不管。

  监管部门过多导致了评级业务资格的许可没有统一的标准，并且多数部门的许可标准和许可程序不够明确，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2004年7月1日才开始施行，因此不管是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的许可，2003年国家发改委的许可，还是2003年中国保监会的许可，均没有公布具体的许可标准、许可程序和最终许可名单，也没有颁发正式的行政许可证。

  “评级机构无法确切知道需具备什么条件才可获得相应资格，客观上也不利于评级机构的发展提高。”周沅帆说。

  实际上，评级机构面临的约束不仅限于此，因为保险是债券的投资主体之一，保监会在2003年也有一份资质许可名单，不过这一名单至今未改。

  而经过几年的发展，个别机构已停止全部债券评级业务几年，其他的评级机构，比如鹏元则逐步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却尚未全面获得监管部门的资格许可。

  2008年，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委托鹏元完成了对其拟发行的不超过25亿元公司债券的评级，在承销商将该债券推向市场时，许多原本看好该债券的保险机构考虑到鹏元尚未正式获得中国保监会认可，在认购时犹豫。为保证债券顺利发行，发行人不得不另外聘请其他评级机构。

  好消息是，多头监管给这个行业带来的发展制约已引起监管机构的关注。据一家评级机构高层告诉记者，中编办已有文件指示，明确由央行来管理评级行业，由央行牵头，以组织联席会议的方式解决评级机构的多头监管问题。

  不过该人士也说，虽然明确由央行管，“但管到什么程度就不知道了”。

  “羔羊”的前景

  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与障碍，在这个行业里浸淫多年的评级业人士依然看好评级业的发展。

  周沅帆在这个行业做了11年，尽管有券商高价挖角，但他都拒绝了，他估计未来10年评级业可以保持每年至少30%的增长，并相信10年后中国会有一两家评级机构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因为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也许10年、15年后会变为第一大，人民币也可能国际化了。

  他的逻辑是，评级机构地位的高低与本身没太大关系，而是关乎所在国家是否强大。“三大”成立一百多年，在全球树立起霸主地位也是在二战后，二战后美国奠定了经济、政治、军事的全球霸权地位。

  姜波的看法显得更为稳健。他说中国评级行业还处于逐步发展的阶段，不可能独立于资本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的发展，而债券市场的发展又往往受制于社会整体信用文化的发展。

  经过多年的实践，尤其是2005年以后，国内债券市场正逐步显现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功能，以投资者导向的信用文化也在逐步自下而上的发展。

  近期投资者和媒体对评级机构评出的铁路债券的信用级别、评级方法和逻辑的质疑被姜波看作是投资者正在走向成熟的标志，他认为这对评级机构的水平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正是在市场各方的推动下，我国的信用文化逐步走向健全，债券市场逐步走向成熟，评级机构也将因此取得长足的进步。

  比较而言，关建中想的更为远大，他说，无论是改革国际评级体系，还是与三大竞争，大公应该起到一个主导作用，因为大公已经形成了改革国际评级体系的一整套思想和方法，包括如何实现它，这个不仅对中国、对世界经济未来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我认为这个不需要很多时间，最多5年，一个新的国际评级体系就会起主导作用。那时大公倡导的思想理念会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关建中一直认为，金融危机给中国评级业创造了百年不遇的发展机会，中国应该借机站在经济社会安全发展的战略高度去创造一些条件，使得中国优秀的评级机构能够在国际评级体系改革中发挥一些作用。

  政府的扶持是这个行业很多人的期待，除此之外，关建中还尤其强调需要正确的舆论导向。他对近期媒体对大公的负面报道予以回击，认为媒体应该给予市场一个正确的舆论导向，要有责任心。

  比如近期有媒体以大公国际一年给出156个公司和机构3A评级为重点对其予以抨击并引来广泛的负面评价。对此大公澄清称，在他们所评定的全部发债企业中，具有AAA信用等级的只有39家，而156个3A评级也是针对这39个发债主体的不同债项做出的评级，报道与事实不符。

  据统计，从2002年至今，在大公得到3A评级的发行主体占比为17.81%，远不是行业最高值，另两家这一数字分别为51.14%、24.2%，因此对媒体拿大公说事，关建中非常气愤。

  周沅帆也说，在中国评级业应该是个朝阳型的行业，但同时也是只“羔羊”，前景好，但当前很小很脆弱，要想有能力在5年、10年或更多年之后跟“三大”竞争，需要监管层和媒体的呵护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