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

  《人民日报》近日发文与《福布斯》中文版主编辩论，而辩论对象是《福布斯》2009年推出的“税负痛苦指数”榜单。该榜单显示，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位居全球第二。《人民日报》对《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的质疑包括名义税率不等于实际税率、最高边际税率适用范围很小等，并指出以国际标准“宏观税负”衡量，我国税负并不高。

  不错，近年来我国推出了一系列减税改革举措，如直接取消农业税，增值税转型显著扩大了企业的税前扣除额度，企业所得税“两法合一”将企业名义税率从33%降到了25%，提高个税免征额等等。可是，决定纳税人痛苦程度的，不仅有税收的高低，更重要的是税收的用途。通俗地讲，如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公众的不满程度会低于“取之于民，用之于少数人”。税收负担必然会带来税收痛感，但这种痛感中的多数并不是来自于税收的“收”，而是来自于税收的“支”。而《福布斯》的“税负痛苦指数”正包含了纳税人对纳税负担的实际感受。

  多种数据都表明，在我国的财政支出中，用于公共福利的部分太少。我国目前的财政收入、土地出让收入、央企资源，不可谓不雄厚，但各地政府招商引资催生大量重复投资和过度投资，“铁公机”投资大干快上，三公消费几近失控，而到了关乎民生的教育、社保、医疗等关键领域，总是捉襟见肘。用于公共福利支出带来的幸福感少了，痛苦感自然增加。笔者因此以为，公众情绪的不满，不仅仅针对税收负担，而是包含了复杂的制度性考量。

  比如，税收制度不合理。以个人所得税为例，白领阶层成为纳税主体，而企业家富豪则很容易通过少拿工资、家庭成本列入公司账户抵税的方式避税。在房价飙升的一线城市，“白领贫困化”现象已经相当突出。此外，在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财富越来越分化的情况下，迟迟不开征遗产税、资本利得税。

  再比如，高房价问题的实质是变相征税。中国房地产相关产业近年来对GDP贡献高达三成，而卖地收入更成一些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一些城市甚至占到财政收入一半左右。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达到了10多倍以上甚至高达几十倍的结果，是相当一部分白领无奈成了房奴。

  还有，在石油、电力、通信、金融等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央企凭借其垄断地位在许多方面抬高了国民的生活成本。由于公司治理的难题，国企本身的管理仍说不上高效。有研究资料说，2001年至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积获得利润总额为49174.8亿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7.68%，但这些利润主要来自国企享受的种种政策优惠（财政补贴、融资成本和土地及资源租金等），若还原真实成本并对垄断所致的超额利润予以扣除，则2001年至2008年国有企业平均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而以当下的财税制度架构，央企的利润并不会成为“全民储蓄”。据一项统计，最高行业平均收入与最低行业平均收入的差距高达15倍。

  另外，法治不彰，地方政府的GDP崇拜症，在利益的裹挟之下，有时弹性执法、选择性执法，结果是环境污染失控、食品安全防线屡屡失守。这些因素都会通过对公众健康的伤害，最终提高公众的生活成本。从经济学理论上说，这就是经济发展的“外部效应”：企业把生产成本通过污染环境的方式转嫁给社会公众。另外一个突出问题，是企业对工人安全防护投资不足，导致大量职业病（如尘肺病等）。

  上述这些高房价、垄断利润、选择性执法等问题，都构成了对公众的“隐性税收”，加大了公众生活成本，降低了实际收入。而且，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是财富的不合理分配。据统计，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改革开放以来最高水平1985年时的56.18%下降为1997年的55%，再到2007年的43.42%，22年下降了近13个百分点。另有估计说，这几年可能已下降到40%以下。在西方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通常都在50％左右，其中美国达到了56.9%。近十多年来，我国GDP增速一直保持在9.8%左右，财政收入、税收收入年增速都在20%以上，近几年更达到30%以上，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增速都超过了30%。而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速扣除通胀因素后始终徘徊在7%左右。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认为，若再辅之以近年不时出现的通胀，购买力严重下降，居民收入实际或为“负增长”。正因为如此，“十二五”规划特别强调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这才是降低税负痛苦指数的根本之道。

  （作者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